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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蘭:拍電影是打發孤獨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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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0歲的導演努里·比格·錫蘭被稱為土耳其的國寶級導演,從入行至今,共有《小鎮》《五月碧雲天》《遠方》《適合分手的季節》《三隻猴子》《小亞細亞往事》《冬眠》《野梨樹》8部電影,其中6部劇情長片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並獲得過戛納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評審團獎等多個獎項。

作為導演,錫蘭有著一套獨特的電影語言,他用悠長的鏡頭和文學性極強的敘事方式,準確地表達其哲學思考,讓觀眾在沉默中窺見人生的真相。

而在現實生活中,錫蘭就像我們身邊一位善良真誠的朋友。今年擔任上海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主席的錫蘭在金爵獎評委會主席論壇上,毫無保留地講述自己的經驗教訓,講述自己36歲前的迷茫,講述自己拍電影時的不安全感,甚至是在倫敦當小偷被抓住的深深恥辱感。

透過講述,人們得以看清錫蘭身上的光環原來也有複雜的構成,喜悅與憤怒,光榮與夢想,迷茫與哲思,這些元素,最終構成了錫蘭電影的魅力。

錫蘭不是在將電影作為藝術,而是如同他自己所說,拍電影是在自我治愈,而錫蘭之所以是大師,就是因為他的電影也治愈了無數影迷。

在倫敦曾當過小偷

錫蘭在大學畢業後,有一段時間很困惑,不知道該做什麼,就去了倫敦,在那兒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廳做服務生,賺的錢很少。他在超市裡偷過書,偷過古典音樂磁帶,“但是,有一天我被抓住了,從那以後我就不偷了。當時我有種非常嚴重的羞恥感,無地自容,但是這樣的恥辱感其實是一個好老師,恥辱是最好的老師,最大的老師。”

錫蘭說自己被抓了兩次,另一次是偷牛奶,“一個15歲的孩子抓住了我,把我推出了店外。當時我就走啊走,突然之間看到一面很大的鏡子,我在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臉,這一刻的臉和平時有些不同,那兩次的經歷確實是教會了我很多。”

受契訶夫影響最大

幾乎所有的電影中都有契訶夫的影子

錫蘭回憶說,在倫敦時他也看了很多電影,他在電影院里一天會看三部,“我是從晚上六點一直看到半夜十二點,有半天休息時間的話,我也是把時間都花在看電影上。即使那麼高頻率地看電影,當時也沒立刻決定要成為一個導演。”

可是在決定拍電影后,錫蘭說,自己看電影的時候就和以前不同了:“當導演之前的十年,我覺得當時很困惑,過的是一種流浪的生活,完全不知道將來的生活要做什麼,也沒有目標,所以看電影,可能也只是一種消遣時間的方式。”

文學對錫蘭影響巨大,其中他最喜歡的作家是契訶夫,錫蘭說:“契訶夫教我怎樣看待生活,怎樣對待生活。基本上他的故事,我都讀了,而且很多遍。他有著獨特的視角和方式。對他而言,每一個人都有故事,而且與眾不同。如果你受到了他的影響,你就會慢慢地看到真實的世界,而且,你可以帶著契訶夫的眼睛過濾這個世界,以獨特的視角看這個世界。我的電影裡面,都可以看到契訶夫的影子,都攜帶了一些他的特點,《冬眠》里兩個小故事就來自於契訶夫的文學作品。”

服兵役時確定拍電影的想法

錫蘭並不認為自己是命中註定的電影大師,若說他和電影的淵源,也不過是和大多數人一樣,喜歡看電影罷了。可是在當時的土耳其,又有誰會不喜歡看電影呢?錫蘭說那時由於環境所限,人們並沒有機會看到太多電影,於是一部電影往往會產生很大反響,“小時候電影對我的影響很大,對社會的影響很大,對人們的影響也很大。我們看了一部電影的話,不管它是好是壞,都會有至少三天的回味,我們希望能夠去探討這個電影。”

雖然喜歡電影,但是在那個時代,錫蘭也知道做電影不會有前途,他最終選擇學習了工程專業。在第三年的時候,他發現自己不適合做工程師,他開始做些攝影工作,兩相比較,攝影顯然比工程更讓他有歸屬感。

錫蘭說自己愛讀書,那時已經讀了很多書的他就有了表達的欲望,“我發現做攝影還是不夠,需要一些媒介來更好地表達人類的深度和複雜性,更好地來傳播想法,這就需要文學,需要電影。我覺得這才是更合適的傳播渠道。我熱衷於文學,但是我又不是很擅長文學,因此我選擇了導演。”

讓錫蘭下定決心要拍電影的想法是在他服兵役的時期,“我服兵役大概是一年半的時間,那時我不認識部隊里的人,就是這樣一種孤獨,讓我讀了非常多的書,閱讀的過程指引了我,把我引向了電影之路。我讀了一些導演的自傳,於是覺得我也想要做電影。”

錫蘭拍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時已經是36歲,提起來他有些遺憾,“如果我可以早點開始,應該更好,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能量、激情去做電影,年齡越大激情越少。但是生活就是這樣,在土耳其那個年代,大家覺得拍電影只能是一個業餘愛好,所以,小時候可以搞搞藝術,長大後不能當飯吃,還是要做別的才行。”

很快,錫蘭又話鋒一轉,“不過,如果我很早拍電影的話,現在這個年齡也不會拍電影了,誰也不知道,這可能就是命運。”

有人問錫蘭,工程學習的背景是否對他的電影有幫助,錫蘭坦承,不知道有沒有幫到他的電影,“但是可能會幫我在組織上有一些優勢吧,不過,這兩個領域是完全不一樣的。”

2000年,錫蘭以其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五月碧雲天》首次入圍柏林電影節正式競賽單元。2003年,他執導的《遠方》在戛納電影節上囊括評審團大獎和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2009年,錫蘭擔任第62屆戛納電影節評委。2014年,他憑藉《冬眠》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他作品不多,卻部部是經典。

評論界認為錫蘭的作品總是能對人生諸多層面作一個知識分子的深入思考,因此,他的作品包容人生萬象,拷問每個人內心面對世界的看法和做法,以堅實的厚度和智慧直指人性、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

而談及幾部作品,錫蘭說拍攝最難的始終是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繭》。在那部影片中,錫蘭描述了一對老年夫婦的生活體驗,他們早年的生活出現齟齬,闊別多年後再次重逢,希望時間能修複感情的裂痕,然而這一切真的有效嗎?全片無對白,錫蘭試圖通過影像、聲音揭示自然界、人與人、人與環境的某種內在關係,全片充滿了一種詩意和憂傷的氛圍。

“半路出家”的錫蘭坦承自己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去完成這部作品,“我拍了各種各樣的場景,希望能在最後剪輯時可以有充足的鏡頭剪出一部完整的影片。當我拍第二部電影時,就更有針對性了,在劇本上也更有方向感。”

我的性格讓我缺乏安全感

1995年,錫蘭拍攝了第一部短片《繭》;1997年,他拍攝了第一部長片《小鎮》。初做導演,對錫蘭來說最難的是內心的害怕、不安全感,“做電影的過程當中需要非常多的人的支持,這個是我不太習慣的,對於我來說這很不自在。”

這種不自在讓錫蘭很難和陌生人合作,所以他的好幾部電影都是跟朋友、家人一起拍攝的。

除了合作的團隊要有熟悉感,錫蘭在創作題材上也堅持自己熟悉的生活,甚至就在自己家附近的社區街道。他坦承自己是在尋找一種舒適性,“因為在拍電影的時候你會有很多的恐懼,害怕你的才華是不是能夠詮釋出來等等,所以,確實我傾向於在熟悉的環境拍攝非常熟悉的一些主題,我想要保持這樣一種安全度。”

錫蘭回憶說他最初拍電影時,每天晚上人們熟睡的時候,他總是會去第二天要拍攝的地方散步,第二天再帶著劇組去拍攝:“我會有這樣一種心理需求,我喜歡讓自己有更多的把握,當然,我現在拍電影已經不那麼脆弱了,晚上能夠更早地睡著,第二天去拍攝。”

也因此,雖然已經是世界級的大導演,但錫蘭說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與別的國家合作拍電影的想法,“我對土耳其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至於別的國家,我並不十分瞭解,我想這些國家的導演拍起來會更加得心應手。”

錫蘭說自己現在自信了很多,而且深深享受合作的樂趣,“因為我覺得合作可以加速我的創作過程,如果我是單槍匹馬地工作,工作速度更慢了,如果我和別人一起合作,效率就高,還有大家一起合作,腦力風暴也是很有效的。在頭腦風暴中,可能其他人會說一些你不同意的內容,但是也會帶來靈感,頭腦風暴可以使整個流程變得更加豐富,我也很喜歡這樣的合作方法。這個過程中,我的妻子一直在陪伴我。”

錫蘭強調電影的細節,他說自己會盡可能地多拍素材,一方面怕後期剪輯的時候素材不夠多,一方面則想獲取更多細節,所以他拍主人公哭泣,也會拍他在同一個場景微笑,“我盡可能地多拍一些場景,因為人喜歡隱藏自己的情緒和表情,人的情緒是處在不斷的變換之中,但人的表情往往在隱藏真實,欺騙自己。這就需要導演在拍攝過程中對細節進行捕捉,通過對生活細膩的觀察,捕捉到細節,去展現最真實的一面。”

錫蘭說,很多的細節來自於生活,“當然你要有創作意味在裡面,而不是完全地照搬現實生活,電影里要重塑生活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首先你要觀察生活的細節,這個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真實的生活包含了更多的超現實主義。”

拍電影可以瞭解這個世界,瞭解別人,而在錫蘭看來,還可以瞭解自己:“其實,我們對自己的理解是很膚淺的,所以,這就是電影的魅力,它能夠不斷地像剝洋蔥一樣的讓你慢慢瞭解更多層面的自己,而真正要瞭解自己,是世界上最難做的事情。”

藝術是一個避風港

可以讓你得到治愈

在鼓勵年輕電影人時,錫蘭說:“如果你覺得恐懼,這是很正常的,這其實會成為動力的源泉,所以害怕是一件好事。不要被害怕所打倒,繼續向前走,即便很孤單。如果你感覺不到孤獨,你可能就不想做電影了,孤獨是一件好事,孤獨能夠帶來動力,拍電影就是打發孤獨最好的方式。”

在錫蘭看來,藝術是一個避風港,是一個非常安全的讓創作者去坦白的領地,“你在這個裡面是非常安全的,你可以去坦白一切,對你來說沒有什麼威脅,坦白也是一個治療,你必須要去坦白,以得到治愈,藝術就會給你帶來這樣一種治愈的效果。我覺得通過這種坦白,你尋找的是真實和事實,我是比較喜歡做這些工作的,我覺得這對於觀眾以及藝術者、創造者本身都是一個治愈的過程,我很享受其中。”

錫蘭並不高產,他拍電影時間一般超過三個月,一個鏡頭一般拍10條,最多的拍過50條。他說自己並不著急,不是那種在短時間里拍很多電影的導演。而且,他也不會去找靈感,都是靈感來找他:“我拍了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會影響我,改變我。我要等到這部電影先拍完,改變了我,然後,它會給我指明方向,讓我拍另外一部電影。如果我第一部電影還沒拍完,就開始寫第二部電影,可能我就不那麼喜歡我拍的第一部電影了。”

對於何為靈感,錫蘭坦承靈感沒有公式,大部分是一種機遇,一種隨意的機遇。“它就像是河流中的小水珠被激起,最終匯成了一條小溪;或者像電影中的蒙太奇,很多想法最後匯聚在一起。最初的想法是最難的,因為你要決定做什麼,創作者要自己很興奮和很有激情,這個激勵,來自於自我挑戰。我一部電影要花三年拍,所以,一定要是真的讓我感到很興奮又熱情的,不然就沒有這些激情去開始了。”

很多人認為錫蘭的電影中有很多詩意的畫面,但他予以否認,說不過是自己直覺上的一種反應,並沒有刻意做詩意的表達,他還表示很羡慕別人可以做其他風格的電影,“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我的電影其實體現的是我唯一的表達方式,我強迫自己去做多元化,但是嘗試了很多次就是不成功,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當然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憂郁的人,對於我來說,這應該是生命當中比較悲劇的事情。我覺得創造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在做電影的過程當中,我希望能夠創造一種生命的意義,讓生命更加持久。”

錫蘭說自己喜歡看各種各樣的電影,因為兒子喜歡漫威電影,他也陪同觀看了不少:“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特點,否則我們所有的電影都變成同一個電影了,就非常枯燥和無聊。比如說每個藝術家都要求以花為主題創作,他們畫出來的一定是千差萬別,這種百花齊放的結果,一定是我們非常熱愛的。”

所以,錫蘭建議年輕電影人拍電影時不要想著觀眾是否會覺得電影無聊或票房不好,在錫蘭看來,藝術創作對於觀眾要有選擇性,有些電影對於部分觀眾是無聊的,但是對於另外的觀眾可能就是知音,“對於導演來說,去除無聊不是創作的主要點,關鍵是你的內心真實的想法,你會發現,對於你自己來說是真實的,拍出來後一定會有觀眾認同你的觀點。”

錫蘭笑著說,他的兩個兒子喜歡漫威的電影,不喜歡看他的,這就是很正常的:“我現在也沒期待他們會喜歡我的電影,因為他們太小了,看不懂我的電影,我覺得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現實。”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南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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