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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敘事與“鏡像理論”的同構

作者:張義文

美國黑人導演喬丹•皮爾曾因執導《逃出絕命鎮》獲奧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而被人關註,作為一名生於1979年的年輕導演首部作品便獲此殊榮著實讓人另眼相看。前不久,皮爾執導的新作《我們》登上銀幕,同前作一樣,影片的類型定位仍是恐怖片,在驚悚恐怖的外殼下深入探討美國的種族、階級等社會問題,以文化研究的眼光來看影片的確存在這些隱喻與所指,但回歸電影作為藝術的身份定位,從精神分析學的視角去審視其敘事架構和藝術的表達,會發現其敘事框架與恐懼感的營造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形成同構。

《我們》:敘事與“鏡像理論”的同構

《我們》美國正式版海報

拉康的“鏡像理論”是關於作為人自我意識確立的精神分析理論,可具體闡述為實在界、想象界和象徵界三個階段的劃分與演變。而影片《我們》中地下複製人的存在、複製人與本人的衝突、複製人占領美國街道三個部分恰好與此對應。

混沌的“實在界”:地下複製人的存在

在拉康的“鏡像理論”中,實在界是指人在嬰兒初期時(6個月之前)的狀態,嬰兒在這一階段是沒有自我意識的,也不可能與外界作出區分,此時只有基本的生理需要:滿足食欲的食物、滿足安全感的擁抱、滿足休息的睡眠……當這些需要被滿足便呈現為一生中最快樂、完整和滿足的狀態。因此,實在界的最大特點就是混沌,這同《我們》中生活在地下且未遇到主人公阿萊德萊的複製人的狀態是相像的。

《我們》:敘事與“鏡像理論”的同構

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影片開篇便介紹了美國的複製人計劃,他們企圖通過製造大批的複製人來替代不擁護政府的現實中的人,但後來因為不可控的變化導致計劃破產,而生產的複製人被深藏在了地下空間。這些複製人都有一個模樣相同的現實真人生活在地上空間,二者的區別便在於複製人沒有自我意識,他們只會尋求最基本的生存狀態,不知道自己是誰,更不知道還有與自己模樣相同的生命體存在。

萌發的“想象界”:恐懼感的來源

想象界發生在實在界之後,大概在嬰兒6-18個月大的時候,此時嬰兒已經可以指認外界的對象,但仍沒有“自我”概念,因此無法同“他者”作出區分,尤其體現在嬰兒面對鏡像時,認為鏡子里的人是他者,而不是自己,因此這一階段也被稱為“鏡像階段”,直到嬰兒發現鏡子里的人是自己後,這一階段才結束。影片《我們》沒有塑造成以精神分析學為基礎的科幻片或者以美國社會問題為看點的社會問題片,而是定位在驚悚恐怖片,即在於利用“想象界”的癥候營造恐懼感。

《我們》:敘事與“鏡像理論”的同構

《我們》劇照

影片的關鍵性戲劇衝突是阿萊德萊童年時獨自進入一個玻璃迷宮,在迷宮中兜兜轉轉碰到了複製人阿萊德萊,本以為是“鏡像”的阿萊德萊發現“鏡像”碰觸她時,源自內心最深處的恐懼也陡然升起,伴隨著驚恐的大叫電影進入黑幕。為什麼阿萊德萊會恐懼,而複製人只是出於好奇的碰觸對方?這是因為真人已經完成了“想象界”的萌發,存在明確的“自我”意識;複製人仍處在“想象界”前階段,看到一個模樣相同的“自己”並不會有異樣的感覺,只是把她作為他者。

當然,作為觀眾的我們明顯都是有自我意識的成人,觀影時個人意識投射的對象也是作為真人的阿萊德萊,因此與後者同歡樂也共恐懼,當阿萊德萊大喊電影黑幕的時候,觀眾的心也被這種恐懼感所包圍。

理性的“象徵界”:捍衛作為真人的身份

當面對鏡像的嬰兒發現那是自己時, “自我”意識也就誕生了,同時也發現了自我同他者的區分,這一刻嬰兒的意識從想象界跨越到象徵界,他開始通過學習語言來建構自己的符號系統以指代他者,同時也與母親真正的分開(叫“媽媽”時僅僅是一個符號,而不再是母親本身),當然這種缺失導致了嬰兒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在其成長過程中不斷通過替代品(金錢、權力、美色、情感等等)來滿足。當《我們》中的複製人獲得阿萊德萊的意識啟發後,便成群結隊的衝上地面,涌入城市,他們身穿頗顯詭異的暗紅色制服,手握鋒利無比的剪刀,尋找生活在現實中與自己模樣相同的真人,然後將其殺死取而代之。他們需要的是身份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的獲得是建立在消滅“對方”肉體的基礎上的。

《我們》:敘事與“鏡像理論”的同構

橫版的海報昭示出複製人與本體真人的對立關係

《我們》中的弔詭之處在於,作為複製人的阿萊德萊在玻璃迷宮中已經將真人的她拖入地下,自己重新進入原有的現實環境並完成取代。複製人阿萊德萊在現實環境中建立自我意識,學習語言能力,組建家庭生活,融入人類情感……作為觀眾的我們發現,只有一個個體存在的話,完全可以取代真實的本體,身體不存在真假,身份只有唯一,這才是影片的恐怖之處。當然,影片中的真人們面對洶涌的複製人,為了捍衛自己唯一的身份進行了殊死搏鬥。

影片結尾在一群複製人手牽手站在美國土地上的俯拍鏡頭中結束,而此時的阿萊德萊一家已經逃往墨西哥,這也佐證了身份只有一個,而身體隨時可以更換,正如拉康在“象徵界”中指出的“身份符號”,也成為人類一生中的痛苦根源。

《我們》從導演的意圖來看,明顯指向對種族歧視、平民權利被侵犯等問題的批判與反思,但回歸影片的藝術本體,從劇作的敘事架構、恐懼感的營造等方面,會明顯發現與拉康的“鏡像理論”相同構,這種同構不僅是對劇作合理性的支持,同時也是對《我們》作為驚悚恐怖片的類型成型的助推。(張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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