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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導演徐昂說:“我沒想著拍法律電影,我就想拍12個中國人坐在一起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作為經典美國律政片《十二怒漢》的中國翻版,《十二公民》雖未上演國內低成本電影完敗好萊塢大片的橋段,卻在法律圈內收穫了不錯的口碑。

法律追求最高理性,但法條內容、法律程序以及執法之人,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完美。《十二公民》告訴我們的,大概就是個人剋服偏見、走出局限,去接近法律正義的必要和艱難。正如片中臺詞所言:“向真理低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文/李謙 天同律師事務所

一次為法學院補考設置的模擬法庭,一隊為湊十二個人的數臨時組建的雜牌軍,一個源於真實卻經學生再演繹的案件:在沒有陪審團制度的中國,他們的討論無關一個人的生死。究竟是什麼,讓他們在一間廢棄的倉庫中,頂著暴雨降臨前特有的潮悶合議一個半小時;又是什麼,讓11票有罪1票無罪的結果最終被12票無罪華麗逆襲?

一個人近乎偏執的堅持,喚醒了十一個人的自我反思,人物之間針鋒相對的碰撞,讓個人的偏見、局限與傲慢漸次浮現。一部法律題材的電影,成功避免了宏大空洞的說教,讓每個觀眾在十二個演員的動作表情中尋找自己的影子。十二票無罪,是十二個遠不完美的個人智慧與經驗的加法總和。看似彼此說服與妥協的過程,實際是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頑抗交戰,這其中,夾雜著法律應對現實的局促、個人面對他人的不安。這部翻拍自美國1957年經典老片《十二怒漢》的電影,在十二個公民激烈的衝突中放大人性與社會的傷口,帶給觀眾嶄新的思考。

尖刀刺在別人胸口,你是否能感受疼痛?

聽完了冗長的模擬庭審,十二個模擬陪審團成員走在校園道路上,心裡盤算著兩件事:要保證孩子們不掛科;要儘快結束這場只具形式意義的討論。真實案情看起來昭然若揭,你知我知大家知地走個過場,混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結局,做家長的就算盡到了本分。

他們怎麼也沒想到,第一輪投票就碰上了大釘子戶——8號陪審員何冰。11票有罪,在唯一的1票無罪面前功虧一簣。

結果一齣,10號陪審員——老北京張永強立刻拍案而起,怒斥何冰暴露了中國人樂於彼此互坑、從不抱團取暖的劣根性。孩子們用一天把案情介紹得明明白白、鐵證如山,就是有人出來搗亂,不得安生。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跳出來的雖是10號,但誰也不能否認表情淡定的醫生、數學老師、房地產富商等人心裡就沒咕噥嫌棄8號亂惹事。一場虛擬審判,何必較真?

何冰以一人之力試圖對抗另外十一人的開場,並不動人:“除非證據確鑿,誰也不能隨便宣佈一個人有罪”已然是現代社會人盡皆知的常識,但再怎麼強調都不能擺脫這場討論無關某人生命的現實。比起是否能通過討論接近事實真相與法律公正,小攤販更關心他冰箱里的雪糕是否多賣了幾根,老北京更關心拖欠的房租今天能否按時收回,出租車司機則在盤算這段時間自己能多跑幾個單。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尖刀不刺在自己身上,偏偏要對這種疼痛感同身受,確實勉為其難。劇情的轉折,落在了何冰巧妙地把對待討論的態度與諸位陪審員的利益聯繫起來的時點:這場模擬討論,往小了說決定了孩子們考試能否通過,往大了說就是你們能否向這些未來會成為法官檢察官的學生展示認真負責的態度,而這些孩子,決定著司法公正與否的未來。

與自己無關的事,離得越遠越好,關乎自己的事,恨不得拿萬倍放大鏡仔細審視,我們無法批判這種或多或少都隱藏於每個人內心深處利己主義立場。但我們也應想到,今日何冰對隨意為之態度的憤怒,明日可能轉化為你對不爭者的憤怒,今日你說何冰頑固,明日你可能比他更較真。

與偏見的本性抗爭,而不是與之沉淪

這起河南富二代疑似親手弒生父案件,包含足夠多刺激偏見神經的話題因素。

首先是嫌疑人的河南人身份。10號老北京開口閉口河南人姦詐不本分,乾出因財殺人的事情合乎他們的一貫行事作風。給群體貼標簽,再依此解釋群體中某個個體行為,一鍋端的態度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

其次是嫌疑人的富二代背景。嫌疑人不是書香門第顯達望族的後代,他的養父因生意起家,生意場爾虞我詐,不乏三教九流。不學無術的富二代錢多無腦,脾氣暴戾衝動也符合社會對這一群體形象的刻畫。

最後是嫌疑人與生父的惡劣關係。嫌疑人的生父多次向嫌疑人索要錢財,兩人發生過激烈摩擦,多次的爭執將嫌疑人推向了忍無可忍的極限,導致慘劇發生。

鑒於戲劇情節的安排,對富二代身份的歧視集中安排由10號展現,這個老北京自帶無可替代的地域優越感,一邊聲嘶力竭地證明河南富二代的惡劣,一邊聲淚俱下地控訴外地人侵入對老北京利益和情感的傷害。那股子凶勁兒遭遇了11號陪審員河南籍大學保安班贊的激烈反對,直到大家合力列舉本案存在無可解釋的邏輯疑點前,這位老北京從未放棄對於身份偏見的堅守。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十二公民》的成功之處,在於除了聚焦案件本身的爭議性,更將爭議延伸到了演員本身,十二位陪審員的身份高低之差也是滋生偏見的溫床。7號陪審員錢波為了保住自己的小賣部,不得不低聲下氣巴結學校老師,為了掙微薄的利潤捧著兩碗熱泡麵滿學校亂跑,躲避11號保安的追趕。他聽到4號陪審員富商趙春羊是為“乾女兒”來參加陪審團合議時,立馬極盡諷刺之能事,明指趙春羊必定深諳“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認為他與女學生之間只存在肉體換金錢的低賤關係。這位冷靜的商人,在多次被刺激後一改臨危不亂的氣色,站起來大聲批駁“我致富是因為我努力工作有能耐!”“看見年輕女孩從豪車上下來就說人家是傍大款是對中國優秀女青年的侮辱!”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十二公民的討論,是群體力量對個人偏見的修正,也是個人與自我偏見堅持不懈的抗爭。因為自己的偏見被他人、被道理不斷攻擊,才讓每一個持有偏見的個體有理智去審視和反思偏見的合理性,避免陷入自以為是的邏輯論證。

但這樣群體討論的機會並不常有,在無法借助外力糾偏時,需要個人以極強的自控力與責任感仔細審查決策的合理性。掌握別人利益甚至是性命的法律人,號稱具有最高理性,但他們也是普通人,受到自身視野的局限,帶有或深或淺的偏見,如果屏幕燈光從演員身上打到法律人身上,我們也應時刻反思:我們的判決是否被偏見左右,我們的決策是在與偏見抗爭,還是與偏見一同沉淪。

知識無高下之分,人心有傲慢卑賤之別

如果把十二公民以受教育的程度做一個切分,很容易划出兩個陣營: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中產和遊蕩於市井的草根百姓。

但若論及每個人對推導出合理疑點的貢獻程度,會發現,貢獻力的大小與受教育程度沒有必然的正相關關係。

若不是蹲過冤牢、自小使刀的5號陪審員以身說法,估計大家就會被出租車司機韓童生像模像樣的演示糊弄過去,分不清刀口向上向下刀鋒偏左偏右對於用刀者身高、手法要求的差別。

若不是校園保安貢獻一年地鐵快遞員的工作經歷,沒有車廂長度和時速的數據,再厲害的數學老師也算不出一列地鐵通過一個固定點的時間是6秒。

若不是房地產商對不同房型結構和不同建築材料隔音性能的熟悉,檢察官韓冰也推算不出瘸腿老人不可能在15秒內從房間走到門口,也不可能說服眾人相信在列車轟鳴經過的時候,噪音遠遠大於人聲,絕不可能完全聽清樓上的對話內容。

若不是9號空巢老人將心比心,剖析重要證人之一的瘸腿老人因為希望得到重視而在大眾面前撒謊的心理,沒有人能理解證人無緣無故污衊他人的動機。若不是9號發現另一重要女證人鼻梁之間有凹陷,是近視眼的細節,沒人會懷疑她案發當晚是否真的能夠透過兩節車廂看見嫌疑人刺殺生父。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但,如果把時間軸挪到十二公民開始討論前。受過高等教育的醫生、教師以及富商等人,都可能存在不屑於聽草根百姓意見的傾向。在掌握同樣事實的情況下,他們有著知識階層固有的傲慢,相信自己有更為嚴密的邏輯推理能力,很難做到真正傾聽他人的觀點和聲音。

《十二公民》讓我們看到了每個人經驗和知識有局限,缺少任何一個人的貢獻,都可能拼湊不出案件的完整版圖,都無法彼此說服。每個人互相貢獻知識經驗,才促成十一個投票有罪的公民心理防線不斷瓦解。知識本無貴賤,人卻容易利用自己的地位身份將知識人為切分,培養起掌握“高等知識”的傲慢心態,目中無人洋洋自得。人心的傲慢是對知識最大的踐踏和諷刺,特別是在梳理事實與評價觀點時,一定要充分認識自身知識結構的局限,多找多問多質疑,避免因自己的傲慢造成他人無謂的痛苦。

決定一個人生死的一桌人——十二公民

隨著因與兒子的矛盾而完全陷入抵抗情緒、到最後一刻才敞開心扉接受理性分析結果的韓童生顫抖著投出最後一票,十二比零的結果圓滿拉上了這場模擬討論的大幕。

當十二個人走出倉庫大門,帶著一身輕鬆在夕陽中與子女、親友團聚,作為觀眾的我,心裡的疑問卻在不斷升起:12個男人,即使看起來最理性最剋制的韓冰都會因出離憤怒而做出撕爛韓童生紙棋盤,要讓他們坐在一起,好好討論,彼此說服,是有多難。不完美的我們,不完美的制度,都在追求著完美的法律公正,這其中需要的智慧、忍耐、自省與包容,是每個社會人,更是每個法律人,都應窮極一生研習的終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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