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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歷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是電影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和意大利的費里尼、蘇聯的塔可夫斯基一起,被並稱為世界現代藝術電影“聖三位一體”,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藝術電影的最高峰。

英格瑪·伯格曼:歷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英格瑪·伯格曼

英格瑪·伯格曼作為藝術家,在戲劇、電影甚至文學領域都取得了很高造詣,他在1975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排演過斯特林堡、易卜生和莎士比亞的戲,而他的那些電影更是為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處女泉》《猶在鏡中》《呼喊與細語》和《芬妮與亞歷山大》這四部電影,先後四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他在藝術上影響了很多導演,比如美國導演伍迪·艾倫和中國導演李安。據說,當年李安就是受了伯格曼的經典作《處女泉》的影響,才走上電影道路的。

英格瑪·伯格曼:歷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李安與英格瑪·伯格曼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祖國瑞典的定居地法羅島去世,享年89歲。當時李安正在緊張地拍攝電影《色戒》,得知伯格曼去世的消息後,他悲痛到只能暫停手中工作。

第一個階段

1918年到1940年,從英格瑪·伯格曼出生直至他22歲離家出走,這是他的青少年時代。

英格瑪·伯格曼:歷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英格瑪·伯格曼

家庭

1918年7月14日,英格瑪·伯格曼出生於瑞典烏普薩拉,是家裡第二個孩子,母親叫卡琳·伯格曼。父親埃里克·伯格曼是路德教徒,瑞典教會牧師,後來成為國王教堂牧師。

英格瑪·伯格曼:歷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

英格瑪·伯格曼

家裡的宗教氣氛濃重,非常壓抑,父母的婚姻看似美滿卻危機重重,伯格曼依戀母親,懼怕父親,仇恨兄弟姐妹,他受到嚴厲的管教,時刻被灌輸罪惡、懺悔、懲罰、謙恭等概念,母親拒絕對他表現出過多關愛,父親動不動就體罰,這一切造成了伯格曼嚴重的童年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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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童年時代的生活為伯格曼的創作提供了持續靈感。首先表現在他和父母的矛盾關係上,這種關係在他的電影中反覆出現。

渴望父愛是重要的主題對於伯格曼來說,父親作為神職人員的角色代替了父親的角色,他規訓和懲戒管教兒子,缺乏父親的溫暖。伯格曼得不到父愛而產生怨恨,他本人在20世紀70年代的訪談里也承認自己很多電影中的父子關係都是惡劣的。

比如電影《野草莓》的主題就是探討父愛缺失:主人公艾薩克的父親對孩子極度冷漠,而這冷漠遺傳給了兒子,使得他自己拒絕成為一個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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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母親始終是伯格曼迷戀的對象,1983年,已經息影的伯格曼還專門拍攝了一部紀念母親的短片《卡琳的臉》,所用的素材是家裡的相冊,從母親3歲的第一張照片開始,一直到最後心臟病發作幾個月前拍的照片。

在一張張照片切換中,伯格曼講述著對母親的愛。在《魔燈》里,伯格曼說自己對母親“像小狗一樣忠誠”。作為牧師的妻子,母親一生都在扮演賢惠、含蓄的完美女主人角色,她對家裡貢獻的是無盡的義務,所有的家庭成員都依戀她,伯格曼尤其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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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為了不讓哥哥和妹妹分享母親的愛,哥哥得猩紅熱病時,他希望哥哥就此死掉,他更是曾和哥哥合謀想掐死還在襁褓中的妹妹。為了討好母親,他用病痛來激發母親的同情心,經常動不動就暈厥,他還用一種相反的方式,用刻意的冷漠和傲慢來試圖引發母親的重視。

對母愛的渴望和遭到冷落的事實,給伯格曼的童年又加了一層陰影,從此,他學會了帶上人格的假面具,學會了“把敏感和自尊結合在一起”,這也養成一種伯格曼標記,就是“不要碰我,不要接近我,不要抓住我,我是伯格曼,看在上帝的份上,離我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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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可這些陰影部分不獨屬於伯格曼,它們是人類共有的人格缺陷,正因為對自己有這樣不留情面的剖析,我們才被伯格曼的電影所震撼。

壓抑的童年生活不只給伯格曼留下對宗教的懷疑、對父母的怨恨,它還給伯格曼留下了一臺電影放映機。

魔燈

童年的伯格曼發現自己很難區分想象和真實的界限,他非常渴望擁有一臺電影放映機。10歲的聖誕節,哥哥達格得到了一臺電影放映機,但他毫無興趣,伯格曼卻嫉妒得發瘋。於是伯格曼用上百個鍍錫的士兵玩具去和哥哥交換這台放映機,他如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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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從此以後,每當獨自一人時,伯格曼喜歡躲進育嬰室一個寬敞的衣櫃中,把放映機放在一個糖盒上,點燃煤油燈,光線直射在牆上,然後裝上幻燈片,開始看影像。伯格曼對影像的狂熱,從這一刻開始延續了六十多年。

在伯格曼很多電影里都有“電影放映機”這個意象,比如在1958年的電影《魔法師》中,催眠師手裡拿著它,1982年半自傳性質的電影《芬妮和亞歷山大》中,男孩亞歷山大的卧室中也有它,這台“魔燈”成為伯格曼電影世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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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除了魔燈之外,伯格曼還有另一套玩具——一套自製的木偶劇院。他製作木偶,搭建佈景,編寫劇本。童年時有一段時間,伯格曼是在外祖母家中度過的,在那些孤獨的日子里,他常常擺弄這個劇院模型,升起帷幕,欣賞《小紅帽》或者《灰姑娘》里的佈景,如伯格曼所言:“游戲使我成為舞臺的主宰者。”

如果說魔燈點亮了伯格曼的電影世界,那麼木偶劇院模型讓他愛上了戲劇。電影和戲劇,是伯格曼一生中的兩大愛好。成年後,他把戲劇比作“忠貞的妻子”,而把電影比作“名貴的情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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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不過20世紀70年代後 ,他越來越厭惡電影的商業化傾向,80年代初宣佈息影並再度回歸戲劇舞臺。在紀錄片《完全伯格曼》中,他坦白:“我對戲劇的熱衷與著迷,比起電影來要深刻得多。”

納粹

這裡涉及伯格曼自述的一段重要經歷,也是日後評論家們分析其影片具有濃重負罪感意識的來源。1934年,16歲的伯格曼以交換生的身份前往德國,住在圖林根州一個牧師家裡。那個時候,德國的法西斯勢力在逐漸增強,這個國家正在醞釀狂熱崇拜希特勒的風潮,伯格曼借宿的牧師家庭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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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在這種情形下,伯格曼和這家人一起去魏瑪參加了一次慶祝納粹黨成立的紀念大會,目睹了希特勒的演講和游行,見證了整個城鎮對這個法西斯頭目的狂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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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伯格曼在自傳中坦露,自己“曾很多年都站在希特勒那一邊”,他當年初出茅廬,“毫無準備就一頭栽進了理想主義和英雄崇拜的浪漫漩渦中”,以致於完全忽略了熱潮背後的盲目和陰暗。當時,納粹崇拜在伯格曼的周圍是一種時髦的思想,甚至教區里許多牧師都是隱蔽的納粹分子。

這次經歷給伯格曼的心理造成很大創傷,後來看到很多來自集中營的新聞時,他感到絕望和深深的內疚。對於這種內疚感,伯格曼也曾試圖分析心理動機——這可以追溯到他童年飽受壓抑和懲戒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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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他意識到自己的成長過程多數建立在比如做錯事、認錯、受罰、被寬恕等這樣的概念上,這已經內化為伯格曼性格中的一部分,他認為這是他曾經崇拜納粹的精神根源,因為他“從沒有聽說過自由,更不用說體驗自由的滋味了”。

這樣的經歷對伯格曼的影響是什麼呢?他決定從此絕不再碰政治,他拒絕給自己的電影加上任何政治色彩,他多年不參加選舉,不讀政治領袖的文章,也不聽演說。不過事情總有例外,伯格曼畢竟有著一個藝術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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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1977年他旅居德國慕尼黑,當時的德國,新法西斯勢力蠢蠢欲動,很多媒體言論和影視作品都試圖給納粹的言行進行美化,這種情境下,他拍了一部電影,叫《蛇蛋》。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影片,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巴伐利亞州的社會狀況如何漸漸失控,以致成為孕育法西斯思想的溫床。《蛇蛋》也被看做伯格曼唯一一部政治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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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1937年,伯格曼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文學和藝術史。1940年,伯格曼22歲,已經表現出對戲劇的狂熱,他成為了斯德哥爾摩歌劇院的導演助理。這時候的伯格曼像脫韁的野馬,不好好上課,加入了一個的青年組織,全部時間都用來進行學生戲劇活動,還和一個叫瑪麗婭的學生演員整日混在一起。被家裡發現後,他和父親互毆,然後離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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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第二個階段

以離家出走為成長節點,伯格曼從1940年開始進入了他充滿痛苦而才華橫溢的影像和戲劇事業,一直持續到了1976年,這就是他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情感背叛

伯格曼的情史可謂混亂又複雜,他一共結了5次婚,有過若干情人,生了9個孩子。他的妻子和情人們有的是舞蹈家,有的是周刊主編,有的是鋼琴家,當然,還有一眾女演員。伯格曼豐富的情史成為了他電影另一大主題的素材來源——女人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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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他生活中很多女人都是影片中的人物原型,比如伯格曼一生的情人和伙伴麗芙·烏曼,兩人合作了10部電影,生了一個女兒。

伯格曼不斷重覆背叛行為,總是輕易地愛上影片中的女演員,以至於他自己都震驚於這種輪迴。他依然分不清想象和現實,比如他會把在現實生活中自己背叛第二任妻子埃倫、並決定和貢結婚的決定,原樣複製到自己的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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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在電視電影《婚姻生活》里,他就把這一經歷給拍了出來。

對不忠行為的重覆,讓伯格曼感到非常痛苦,伯格曼被內心的欲望和良心的內疚長久折磨,為此,他也追溯了這種行為的源頭——8歲時,他被中年寡婦艾拉阿姨誘惑,產生了最初的性意識,13歲時有了自瀆行為,14歲就和同學安娜有了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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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然而這些性經歷之後,他依然在本子上寫下“我不愛安娜,在我生活和呼吸的世界里沒有愛”。所以,雖然情感生活中不斷地陷入新的戀情,但伯格曼的心中,始終在渴求愛,卻始終對愛恐懼。

伯格曼不知道如何處理家庭生活混亂帶來的孤獨感,他還有另一種困惑——死亡。

死亡困惑

在伯格曼的電影中,死亡是除了信仰、兩性關係之外,第三個重要的主題,他的很多電影都圍繞對死亡的討論,許多電影主人公都逃不開死神的召喚,比如《第七封印》里的騎士,這些人物都用一種宿命論的態度來對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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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伯格曼在86歲生日時曾說自己不害怕死亡,也不覺得死亡有什麼神秘的,但當我們回顧那部隱喻性非常強的經典影片《第七封印》時,情形卻並非如此。

影片中,騎士和死神下棋的鏡頭被公認為電影史上最經典的畫面之一,騎士為了多活些時間,不惜用作弊的方法來從死神那裡贏得時間。是什麼導致伯格曼對死亡的主題如此執迷?這裡要談兩件事,第一個原因,是他本人回溯自己10歲時被關在停屍房的經歷;第二個原因,則是伯格曼的父母在1966年和1970年先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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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10歲時,伯格曼有一次被關在索菲婭醫院的停屍房裡,和一具漂亮女人的裸屍在一起待著。他既迷惑又好奇,還鼓起勇氣觸摸了這具屍體,感覺死人的眼睛似乎正在看他,他發瘋地逃了出去。這段插曲成為伯格曼的夢魘。死了的人不死,還去干擾活人,這樣的主題在電影《假面》《呼喊與細語》中都有所描繪。

成年後的伯格曼做過一次手術,全身麻醉,因為麻醉劑量過大而導致他丟掉了6個小時的記憶。這又讓他聯想到了死亡的感覺,他由此認為:人死了就化為烏有,人活著沒有目的,活著本身才是意義,因此死後並沒有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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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這種類似解脫的感覺,也深化了伯格曼此前關於上帝缺席的主題。雙親的離世又一次讓伯格曼接近了死亡。1966年,母親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去世時伯格曼不在身邊,當他目睹母親的屍體時,他感覺死了的人沒有真的死,他在母親房間待了幾個小時,導演的職業病發作了,他覺得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在思考和觀察自己面對死亡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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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1970年,伯格曼的父親到了彌留之際。伯格曼在工作日記上記錄了父親從快死了、不省人事到最後死去的過程,他的記錄冷冰冰的。看著父親死去的臉時,他覺得自己不認識他,父親的面孔使他“聯想到死在集中營的那些人的照片,那是一張死人的面孔”。

從1940年到1976年,中年的伯格曼經歷了雙親去世、婚姻反覆觸礁以及電影事業的風生水起。後人銘記伯格曼,主要來自他對電影的貢獻,但不要忘記前面介紹的,相比75部電影作品,他的戲劇作品高達174部,異常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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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戲劇活動

從1940年起,伯格曼就在學生劇團上演了許多經典劇目的業餘戲劇作品,而1942年原創劇本《潘趣之死》的上演標志著他正式開始戲劇生涯。此後三十多年裡,伯格曼先後在四家劇院里擔任劇院經理、導演或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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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1944年,26歲的伯格曼成為瑞典赫爾辛堡市立劇院院長,把一座瀕臨倒閉的機構變成了地方文化生活中心。在此階段,他寫出了第一個正式劇本《苦惱》,導演了九部作品。但伯格曼本人認為,自己真正開始學習戲劇藝術,是1946到1949年擔任哥德堡市劇院導演期間,他學會了很多排演技巧。

從1952到1958年,是伯格曼戲劇生涯最成功的階段,這時候他擔任馬爾默市劇院導演,心無旁騖地排演舞臺劇。這個階段他建立了一支著名的伯格曼團隊,還進行了純粹的藝術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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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伯格曼開始著手對戲劇經典的重新解讀,比如莫里哀的《唐璜》和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鳴曲》,他沒有受制於任何一種單一的戲劇流派的束縛,自由游走在喜劇、古典劇、美國現實主義戲劇和新瑞典戲劇之間。

1963年之後,伯格曼逐漸成為斯德哥爾摩皇家劇院的掌門人。1964年執導的易卜生的戲劇《海達·高布樂》,被歐洲戲劇界認為是其戲劇生涯中最傑出的作品。

斯特林堡,是伯格曼戲劇生涯的密碼。他曾4次執導斯特林堡的劇本《一齣夢的戲劇》。從14歲開始,這個被譽為現代戲劇之父的瑞典人,就成為伯格曼推崇備至的戲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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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伯格曼後來也承認自己對斯特林堡的情感里有盲目崇拜的成分。他曾回憶自己最初閱讀斯特林堡的感覺:“我的天,我在14歲時就讀過它,可我一個字也沒讀懂。但我喜歡,我懂得這狂熱、這猛烈、這野性、這淚水。”我們在伯格曼的電影里也可以看見斯特林堡的影子,比如出現在他最後一部電影《芬妮和亞歷山大》的最後一個畫面,好奇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第三個階段

1976年,伯格曼的藝術事業發生了突變,進入了他人生的第三個階段。從1976年到1986年,也就是本書完成的年份,伯格曼進入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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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海外放逐

源於1976年1月30日發生的一場稅務官司,這事件震驚了瑞典。當時伯格曼正在排演斯特林堡的《死亡之舞》,在劇院遭到了警察逮捕,罪名是稅務作假。他的錯誤是簽署了自己沒過目和不懂的票據文件,然而這個訴訟還是以他交納了18萬克朗的稅才算了結。

最終法院宣佈伯格曼無罪,而這場逃稅糾紛被證實為是一場稅務局的誹謗。伯格曼說自己成了填補瑞典官僚體制漏洞的犧牲品,他受到了訛詐和恐嚇,一度住進精神病院,但他最終重建了生活秩序,度過了創作危機。之後,他決定離開瑞典,到海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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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經過一番漂泊後,伯格曼來到德國慕尼黑,和王宮劇院簽訂了合同。在德國的9年時光對伯格曼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他的作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媒體攻擊,又由於存在語言障礙,再加上長期在瑞典形成的習慣和德國的環境格格不入,伯格曼成了劇院的局外人,雖然在此期間他力主劇院改革,但最後還是被劇院解聘了。

伯格曼意識到他又成了犧牲品,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亞州是玩弄政治手段的地方,不同派別之間勾心鬥角,來自北歐的鄉下人伯格曼因為不懂政治而被迫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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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

息影

在德國的經歷讓伯格曼越來越力不從心,他已經六十多歲,飽受失眠和胃炎的折磨,常常大便失禁,為此感到羞恥。創作上,他發現自己的電影毛病越來越多,卻無法像戲劇那樣及時改正,膠片一旦做好是無法改變的。伯格曼希望從電影事業中消失,“在自己還能從衣帽架上取下帽子的時候,趁早把它取下,然後悄然離去”

1982年,伯格曼宣佈退出影壇。

本文主要參考英格瑪·伯格曼自傳《魔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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