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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試圖打開好萊塢市場,可在22年前,吳宇森已經做到了

不知從何時起,中國的某些電影人很熱衷於去好萊塢的闖盪,一方面,試圖想要把東方的元素融入到好萊塢的商業化體系當中,一方面,又因為東西方理念上所存在的差異而導致水土不服,縱然好萊塢在電影體繫上已經相當成熟,可是,對於東方元素的瞭解以及從心裡上對於中國的不信任,往往會造成很多合作作品的不倫不類。

當張藝謀因為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而接到好萊塢投來的橄欖枝時,猶豫之後,毅然決然的踏上了征服好萊塢的道路,可能征服這個詞語運用的不太恰當,更多的是帶著一種學習以及想要傳播中國文化的心態為出發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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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2016年,一部叫做《長城》的電影誕生,名字的確很中國,演員絕大部分也是中國人,借助好萊塢完善的電影工業體系,融入很多錶面化的中國元素,張藝謀試圖用這種方式討好中國人和外國人,可惜,除了色彩以及場面的宏大,還有很多極具東方韻味的道具之外,其本質還是跳脫不出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的框架,於是,張藝謀這次的挑戰算是不太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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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張藝謀在好萊塢的試水失敗,卻讓我想起了另一位曾在好萊塢闖盪,用自己極具個人風格的電影表達方式征服好萊塢,甚至影響到很多好萊塢名導的中國導演,他就是吳宇森,而讓他一舉打響好萊塢名氣,甚至在口碑和票房取得不俗成績的電影,便是《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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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個人角度來看,即使有《喋血雙雄》的珠玉在前,我還是認為,《變臉》才是吳宇森最好的作品

直白的暴力表達方式加上具有東方哲學的思辨闡述,吳宇森最終在《變臉》這部電影中完成了始於暴力歸於美學的跨越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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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本身是一種罪惡,可如果我們把暴力當做一層最直觀的外衣,然後在其內核中註入理性的思考,那麼,其所產生的價值要遠遠大於直白的說教,因為,作為感官刺激的電影來說,首先要做的,就是吸引觀眾進入影院,其次,再是將所要表達的理念傳遞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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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森通常會被扣上“暴力美學大師”的稱號,可是,我倒覺得,吳宇森更多的是具有浪漫主義的俠客,因為,他的電影往往重點表現的不是暴力,而是暴力之外的某種思考,這種思考所引發的情感共鳴才是他電影所要傳遞的本質。

《變臉》上映於1997年約翰·特拉沃塔尼古拉斯·凱奇主演,這部既融合了好萊塢主流電影元素,又傳達出東方哲學思考的電影,在口碑上持續熱度不減的同時,狂掃全球高達2.45億美金票房,不僅僅讓西方人見識到了帶有東方色彩的電影,也成為了吳宇森作品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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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歸到故事本身,電影名字叫做“變臉”,中國川劇中的代表曲目,而這個電影名字也隱約透露出這部電影所要講述的故事內容。

當兩個人通過互換臉皮,而造成身份上的錯亂,因為這種錯亂而引發一系列爭鬥時,讓我不得不佩服這個故事的設定。

最初,電影的定位是科幻片,可是,在吳宇森的堅持下,電影最終回歸到了現實中,而正是這種堅持,讓吳宇森可以把自己對於現實題材的把控以及對於暴力本身的理解統統融入其中,而這些外衣中包裹著東方人對於家庭,對於正義,對於正邪,對於找尋自我達到回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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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臉》中,當凱斯與肖恩互換臉皮,對調身份後,除了吳宇森極具個人風格的槍戰之外,整部電影中,還嘗試了吳宇森之前從未表現過的深層次的人性探討,也就是,找回自我以及對於自我身份的界定,這種探討,不是流於錶面,而是觸及心理。

當肖恩成為凱斯,到監獄里詢問出了炸彈所在之後,猛然發現,自己的臉皮居然被凱斯拿去了,而身份也被凱斯奪走了,此時,他骨子裡是一名警察,可是,外表卻已經成為了一名罪犯,這種帶著雙重身份的人物,如何才能撇開身份保持最初本性,這便是《變臉》電影的另一種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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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鴿,教堂,風衣,槍戰,這些吳宇森早年作品中個人風格的代表道具,一樣不落的都出現在《變臉》中,而身份互換後人物的掙扎,內心的糾結,以及關於中國家庭觀念的認識,這些便是吳宇森重新的對於自己電影的一種思考。

英雄常常有,可如何在英雄與壞人之間進行抉擇則是最需要平衡的事情。

《變臉》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場戲是在一面鏡子前,肖恩與凱斯背靠著背,而此時,鏡子中是彼此最痛恨的那張臉,可是他們兩人心裡卻裝著各自原本的面目,當兩人用槍指著鏡子里的自己時,子彈射出刺破鏡子的時候,我仿佛又從中感覺到了杜琪峰宿命論的那種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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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斯殺了肖恩的兒子,肖恩殺了凱斯的弟弟,可是,他們現在又帶著對方的面具,心裡卻裝著自己的本性,互相糾纏中,善惡早已不明,正邪卻還在兩立。

故事結尾,吳宇森終於把中國人重視家庭的觀念融入了進去,他讓恢復正常的肖恩收留了凱斯的孩子,也許,這真的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宿命輪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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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森的暴力美學,因為其直白的畫面,加上對於觀眾直接的感光刺激,這種電影表達方式,是中外觀眾都可以接受的,這便是他能夠在好萊塢立足的優勢,而僅僅靠這個還不行,暴力中卻不乏某種深刻的探討,用好萊塢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包裝一個跳脫早期香港電影中橫衝直撞的個人英雄主義狹隘範疇,從而對於人性進一步深入,這才是成功的關鍵。

吳宇森是中國人,即使在整個好萊塢電影中有點束手束腳,但,好在他可以無形中把中國的傳統觀念融入進去,比如對於俠義的理解,對於英雄的理解,對於家庭的理解,讓英雄回歸成普通人,讓普通人回歸到家庭中,這種厚重的家庭觀念,正是中國人最為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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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臉》算是一部比較高級的作品,好在劇本的創意,當然,吳宇森對於劇本的把控也是最為關鍵的。

相比較,張藝謀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一部怪獸題材的《長城》,標準的爆米花大片,除了可以在電影中稍稍添加一些中國元素的畫面之外,整體的把控以及理念的灌輸上,都受制於好萊塢的電影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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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暴力已經沒有美的存在了,而由於各方面的因素,能夠呈現在熒幕上的那種早期香港電影中的暴力鏡頭少之又少,當吳宇森漸漸老去,真正懂暴力美學的恐怕只有那個稱吳宇森為至愛的昆汀了,可惜,他是個外國人。

吳宇森的的暴力美學之所以在暴力後加上美學兩個字,是因為,他的電影不僅僅是赤裸裸的暴力,更多的是透過暴力所要傳遞的那份人與人和人與時代的融合交匯,吳宇森喜歡借物抒情,於是每每有暴力的地方,都會有白鴿和教堂,因為,他的眼裡暴力不是目的,人間自有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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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江湖已經不再適合我們了,我們都太念舊。”在《喋血雙雄》中,吳宇森早就預言了自己電影的走向。

時代在發展,人們也在變化,只是,念舊的人越來越少,於是,吳宇森也就只是過去的吳宇森了。

《太平輪》的失敗,恰恰說明,迎合市場不一定是正確的,就像我們的部分電影人總是嚮往去好萊塢的闖盪,其實,當我們找到一種更適合自己的電影表達方式的時候,中國電影市場真的不比好萊塢差。

思考一下電影的本質,思考一下市場,再重新思考一下質量與利益的關係,也許,還是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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