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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子青最後的悲涼心境和張自忠應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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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為了研究當下大陸電影人是如何表現國軍抗戰的,看了好幾場這類題材的影片,看得自己都快要變成”果粉”了——我想,我這樣一個被果粉切齒的人都被感動了,何況那些文青小白?不被洗腦是不可能的。

在這些電影中,2017年上映的《捍衛者》是頗有意思的一部,可以同1956年上映的《上甘嶺》做比較。

為什麼呢?

首先,《捍衛者》其整個敘事模式可以說直接拷貝了《上甘嶺》;

其次,兩者的故事具有相似性。《捍衛者》表現了淞滬會戰初期,國軍一個營堅守上海寶山縣城的故事;《上甘嶺》則講述了抗美援朝最後階段,志願軍一個連堅守上甘嶺陣地並贏得最後勝利的故事。

最後,這兩部電影都有真實的戰例做基礎,並非向壁虛構。

姚子青最後的悲涼心境和張自忠應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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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者》男主角的原型姚子青,淞滬會戰時任國軍98師第三營中校營長。

1937年8月31日至9月7日,他奉命率部堅守寶山縣城,與日軍浴血奮戰七晝夜,終因敵眾我寡,姚子青和全營官兵殉國,國民政府軍委會追授姚子青為陸軍少將。

國軍在抗戰中犧牲的將軍比較多,其實和這種“追授”制度有關。八路軍、新四軍沒有“追授”的傳統,犧牲者雖眾,但“將軍”就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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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者》再現了這段歷史,應該說主創人員是有誠意的。

白恩飾演的姚子青,瘦削的臉頰,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儒雅、沉靜,看上去文弱,眉宇間卻隱現剛毅之氣。

他在寶山城牆上對父親被日機炸死的女學生曹素君說:“你有家仇,我有國恨,敵不退,我不退!”

這段話講得從容而又鏗鏘有力,出征之前,他已經做了犧牲準備。

《捍衛者》的節奏很快,以“陣中日記”的方式做場景和情節轉換——

守城首日,日寇兵臨寶山,戰事危殆,十萬火急。

守城第二日,敵眾我寡,走對一步生,走錯一步死。

守城第三日,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守城第四日,斃敵二百有餘,傷很多,寇暫退。

守城第五日,數日激戰,傷亡近半,援軍、援軍。

守城第六日,援軍不至,仲賢殉國。

守城第七日,守土有責,誓與寶山共存亡。

姚子青最後的悲涼心境和張自忠應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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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是因為主創人員是有誠意的,《捍衛者》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種濃濃的悲情。

這是一場開始前就知道結局的戰鬥,七天,六百人,全軍覆沒。

這段時間,蔣介石還在南京對李宗仁發出言不由衷的豪語:“要把敵人趕下大海!”但前線卻瀰漫著失敗主義情緒,一點勝利的信心也沒有。

每次看姚子青和副營長李仲賢在指揮所絞盡腦汁,排兵佈陣,總有洶涌而來的悲憫:這一切終將是徒勞的,這一切終將以他們的陣亡和寶山城的陷落而告終。

守城到了第六日,雨夜。日軍已經停止了進攻,但寶山城裡只剩下23名士兵。姚子青接到旅長電話,通知他整個防線已經崩潰,命令他立即撤退。

繼續留在寶山城,軍事上已毫無意義。在日軍第二天清晨發起進攻前趁著雨夜的掩護從容撤退,還可以轉到其他戰線,繼續同日軍作戰,淞滬會戰才剛剛開始。

但姚子青決定留下來,獨自迎戰明天攻城的日軍,其他士兵被他感動,也決定一起留下來。

這不是求生,更不是求勝,而是求死!

姚子青最後的悲涼心境和張自忠應該是一樣的。

張自忠在接任29軍軍長時,對部下講話說:“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和大家一起找一個死的地方。”

這真是國軍中最有情懷的那一小部分人的悲劇:勝利不是戰爭的目的,犧牲才是戰爭的目的!

姚子青知道寶山保衛戰已經失敗了,他也不相信抗戰會取得最後勝利!做為國軍序列中一位孤獨的愛國軍人,他只能用死來為後人樹立一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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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捍衛者》不同,《上甘嶺》則洋溢著必勝的信心和樂觀主義情緒!

在上甘嶺戰役中,美軍集中兵力6萬餘人,大炮300餘門,坦克170多輛,出動飛機3000多架次,對志願軍兩個連約3.7平方公里的陣地上,傾瀉炮彈190餘萬發,炸彈5000餘枚。

美軍炮兵火力的密度,遠遠超過二次大戰的最高水平,包括斯大林格勒戰役和柏林戰役,更不要說淞滬會戰了。

在戰鬥中,我軍陣地的山頭被美軍炮火削低了兩米,許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敵我持續鏖戰43天,反覆爭奪陣地達59次,我軍擊退美軍900多次衝鋒。

《上甘嶺》沒有悲情,志願軍戰士在坑道里吃不上飯,喝不上水,在戰壕里死不旋踵,卻從來沒有懷疑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志願軍不怕犧牲,但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志願軍的犧牲,從來都是在軍事上絕對必要前提下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他們永遠不會主動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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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軍戰士的必勝信心,來自於他們身後的新生的人民中國,關於這一點,我在《評重播〈上甘嶺〉:如何獲得戰勝一切敵人的力量?》《〈我的祖國〉為什麼令我們淚流滿面?》兩文中有詳細論述,這裡不重覆。

同樣的,姚子青在對他的士兵做動員的時候,也談到了“身後的中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

更多的論述不展開了,只引用魯迅先生在著名的《友邦驚詫論》中的一段話:“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

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寫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前。

“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寥寥幾筆,勾勒出了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的慘狀!

這樣的中國,如何能夠賦予國軍必勝的信心?又如何能夠激發起國軍士兵不怕犧牲的精神?

按照《捍衛者》中閃回鏡頭的交代,姚子青出身鄉紳家庭,生活優裕。他在戰前動員時,只問了士兵們的籍貫,卻沒有問他們在家時都靠什麼為生,也沒問他們怎樣來當的兵。

再問下去,恐怕就比較尷尬了。

本來準備撤退的士兵,掉頭回到姚子青身邊,喊的口號是“生是三營的人,死是三營的鬼!”

這就對了!激發他們犧牲精神的,是營長姚子青的人格魅力,而不是營長在隊列前講的大道理。

姚子青最後的悲涼心境和張自忠應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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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者》給觀眾留下的印象是,無論怎樣英勇善戰,不怕犧牲,都不能免於失敗。能夠以死來贏得敵人的尊敬,就是至高境界!

《上甘嶺》則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彭德懷元帥語)

今天,當我們又來到一個新的百年變局的轉折點時,我們是應該到《上甘嶺》中去汲取必勝的信心,還是到《捍衛者》中去讓自己重新沉浸在失敗悲情里?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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