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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黎巴嫩法庭,原告席的這一邊,是戴著手銬的少年犯扎因,幾步之隔而遙不可及的被告席,是他的親生父母:

“為什麼要起訴父母?”

“因為生了我。”

這是電影《何以為家》(直譯《伽百農》)的開場,這部黎巴嫩影片獲得了第71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獎和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豆瓣評分高達8.7,賺足了眼淚,也引爆了口碑。

這是一個關於反抗和救贖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鬥爭無路、救濟無門”的故事。

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01

《何以為家》所聚焦的黎巴嫩,曾經是國際新聞里的常客。這個多種族、多宗教、多國勢力混雜的國家,在上世紀晚期整整內戰了15年,15萬人死於戰火,戰爭期間逃往國外的黎巴嫩人甚至多餘戰後的幸存者。原本中東最富庶的國家變成了一片窮困潦倒的人間煉獄。

而電影主人公,12歲的小男孩扎因,則生活在這煉獄的最底層——黎巴嫩貧民窟。他的家“像豬圈一樣”擠滿了孩子。父母生了他們,卻無力撫養

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為了生存,扎因不得不從早到晚幹活。他要扛起的煤氣罐,比他瘦小的身軀還要高。讀書的機會也可望而不可及。

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扎因那麼小,卻仿佛閱盡人事。妹妹的初潮一來,他就預知了她的命運——被貧困的父母迅速嫁掉。他拿自己的外衣給妹妹當衛生巾,打算帶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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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個轉身的時間,11歲的妹妹薩哈還是被父母賣給了房東。在失去妹妹之後,扎因離家出走。他遇見了“蟑螂俠”,走過了游樂場,終於露出孩子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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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兜里最後的250塊,甚至買不起一杯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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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因又渴又餓,卻沒有人願意雇佣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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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游樂場的清潔工——未婚生子的埃塞俄比亞難民拉希爾收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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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長,拉希爾因為沒有證件被拘留了。只留12歲的扎因和未斷奶的嬰兒尤納斯相依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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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養活尤納斯,扎因什麼都做,甚至繼續父母的老行當——偽造醫囑買處方藥,制毒和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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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房東趕出門後,徹徹底底無路可走的扎因,只能把尤納斯賣給了人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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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擊潰扎因的,是妹妹薩哈的噩耗,可憐的女孩死於難產。憤怒的扎因向房東舉起了刀,這是他最激烈也是最絕望的一次反抗,卻最終因為殺人而鋃鐺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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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回到了電影的起點,走投無路的扎因決定起訴父母,向這個絕望的社會和生活發出最後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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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黎巴嫩,像扎因一家這樣的難民、窮人有很多。

影片有一個場景,鏡頭從拉希爾母子的房頂緩緩上搖,畫面中佈滿了壓著橡膠輪胎的石棉瓦房頂,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這就是他們居住的貧民窟,生活著千萬個同樣悲慘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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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力撫養孩子的家庭,孩子本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二胎政策放開以來,我國的出生人口不增反減,生育率遠未達到預期。我們在社會上打拼,堪堪溫飽,房租永遠在漲,父母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而一成不變的是工資單上的流水和內心的焦慮。為人父母,不需要考試,也不需要資質。然而你在害怕,害怕工作太忙沒有時間陪伴他成長;害怕他那麼小就要面對毒奶粉和霧霾;害怕他輸在幼兒園,輸在學區,輸在起跑線上;害怕你的孩子,是另一個你甚至遠遠不如你。

但是當經濟水平突破底線之後,這一切焦慮都不存在了,人就像動物一樣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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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和教育在貧民窟是一種奢侈品。貧窮讓人們失去人性,愚昧讓他們短視,而宗教給了他們虛偽的安慰。更可怕的是,他們的孩子,沒有身份享受國民權利,沒有機會受到教育,他們一代又一代,走不出貧民窟方正狹窄的地面和天空

導演借劇中人之口,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你的孩子一齣生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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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紅柿罐頭還標著生產和保質日期,這些孩子卻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出生,什麼時候死去。沒有身份,所以東躲西藏,不得自由;耳濡目染,所以一身陋習,無法掙脫。不被愛,不被理解,不知善,也無所謂惡。他們或未成年而歿,或長大以後成為了又一個扎因的父親母親,詛咒著命運,又傳遞著這被詛咒的命運。

03

誰能拯救這些深陷泥沼的孩子們呢?

《何以為家》的導演娜丁•拉巴基,是黎巴嫩著名女演員和導演。她出生於黎巴嫩內戰的前一年,在戰火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女時代。她的電影也像她的人一樣,直面人生的慘淡和淋漓的鮮血,卻又能在一片黑暗中捕捉希望與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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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拉巴基執導並主演的第一部故事片《焦糖》上映,講述了黎巴嫩五個女人的日常生活和她們面對的穆斯林禁忌。2011年的《吾等何處去》,女人們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去化解宗教衝突。到了《何以為家》,她把鏡頭從女性轉向了貧民窟里絕望的孩子。

拉巴基用半紀錄片的方式,借扎因的掙扎與努力,探討了多種解救孩子的途徑。這個瘦弱的小男孩一直在用盡全力反抗命運。他不僅想擺脫自己的命運,更想拯救同樣活在地獄中的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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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的第一種可能是上學。扎因爭取過讀書,但是父母因為種種理由並沒有給他機會。他曾用盡全力拯救妹妹,但妹妹薩哈還是被父母賣給了房東。離家出走之後,他爭取過工作,卻無人雇佣,最後不得不走回父母制毒的老路。他甚至想到了移民,然而對於連身份證明都沒有的他,遙遠的瑞典只不過是烏托邦,是他永遠的水中月鏡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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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求救無門之後,導演甚至提到了宗教:當扎因和拉希爾母子被關進收容所時,牧師和樂隊為難民們祈福,穆斯林也開始做禮拜。貧民窟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希望,人們便在宗教里尋求慰藉,越苦難反而越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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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仰並不能拯救他們。他們需要的是知識和工作,是站起來尋求自我解救的方法。可他們卻不做努力,一味用宗教麻痹自己。這是導演在探討之後最犀利的反諷

好在電影的最後,扎因的故事得到了廣泛關註,嬰兒尤納斯被從人販手上解救出來,小男孩扎因則獲得了他的護照——也許他可以實現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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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之外,也是一個happy ending。飾演扎因的小男孩是一個12歲的敘利亞小難民,他的本名就叫扎因。他幾乎親身經歷過影片中的所有情節,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不得不在貧民窟的街頭吆喝……

但是這部電影給了扎因新的機會,他在影片中所表現出的和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與敏感,讓他拿下戛納金棕櫚獎最佳男主角提名。電影里殘酷而感人的故事更引起了聯合國的註意,在他們的幫助下,扎因終於可以離開貧民窟了,和全家一起遷往挪威併在那裡接受教育。

12歲的囚犯:我要起訴父母生了我

《何以為家》的英文片名“伽百農”原為聖經中的一個地名,曾是耶穌的傳道地,但耶穌也預言了這片土地的滅亡,說它永遠不能進入天堂。

故事之外,瑪妮希望這樣的“詛咒之地”有一天能真的消失,讓好孩子們進天堂

微博&微信公眾號:瑪妮的自我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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