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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教父》這部電影也許更偉大

比起《教父》這部電影也許更偉大

時光網特稿This is the end Beautiful friend,This is the end My only friend the end……

比起《教父》這部電影也許更偉大

重映預告片

隨著吉姆·莫里森的歌聲,直升飛機的噪音同時入耳,逼仄的房間,殘酷的戰爭場面,不同時空的畫面交替曝光在銀幕上,比迷幻搖滾更迷幻的情境充斥著視覺與聽覺,《現代啟示錄》就這樣翻開了“第一頁”。

1979年5月19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帶著《現代啟示錄》來到了戛納國際電影節,這部拍攝時遇到種種困難,搭上科波拉前途和身家的影片當時還是未完成的版本。然而在三個小時的放映結束後,全場的掌聲給了科波拉信心。

最終,《現代啟示錄》與《鐵皮鼓》同時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科波拉成為歷史上首位獲得過兩次金棕櫚肯定的導演。然而從台前到幕後,這部影片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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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啟示錄》波蘭海報,很藝術

被《紐約時報》的評論家弗蘭克·里奇稱為“好萊塢40年來最大的災難”的《現代啟示錄》,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越發顯現出它的生命力,40年後的今天重新再看這部電影,依然充滿創造性的技巧和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上世紀70年代正是各路電影運動開花結果之時,哪怕被資本家把控的好萊塢,也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而革新,由此涌現出了一批年輕導演。

這些被稱為新好萊塢的年輕人們,有四位被後世最為推崇,大家也最為熟悉,他們就是好萊塢四小子:依靠《星球大戰》改寫了美國流行文化的喬治·盧卡斯,“社會觀察學家”的馬丁·斯科塞斯,“老頑童”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以及本文的主角,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4年,36歲的科波拉已經完成了《竊聽大陰謀》《教父》《教父2》三部傑作,這些影片令他獲獎無數,奧斯卡最佳影片與戛納金棕櫚獎都已握在手中,這個來自底特律意大利裔家庭的孩子,那時是世界影壇最成功的電影導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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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波拉和白蘭度在《教父》中的合作

從身無分文到獲得認可,此時的科波拉正意氣風發,大好心情下,科波拉在納帕谷買下了一樁避暑別墅,同時還有巨大的葡萄酒莊園,足足1400英畝,足以讓科波拉的整個家族在這裡盡享天倫之樂,然而科波拉畢竟是科波拉,過上這樣的上流生活並不是他的終極追求。

搞定了房產,科波拉決定投入到下部作品的拍攝中去,一部更大規模製作的戰爭電影,卻又有著鮮明作者風格。這部電影就是《現代啟示錄》,影片根據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之心》為藍本改編。

早在1969年,曾經參加過越戰的好萊塢編劇約翰·米利厄斯就希望有導演能把《黑暗之心》拍成電影,他最初希望喬治·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來執掌這部影片。但是此前有人嘗試過拍攝這部小說,均遭到了失敗,喬治·盧卡斯自然不敢怠慢,他的計劃倒是很周密:打算將影片拍攝為黑色喜劇的風格(幸虧沒有),在完成《500年後》就投入拍攝,預算200萬美元,16mm膠片拍攝,仗還沒打完,就地實地取景拍攝,讓越戰士兵現場跑龍套,完美。

盧卡斯錯就錯在,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考慮了一個不可行的計劃,他把一切想的都太過簡單了。此時越南戰爭還在進行中,糟糕的環境不能保證攝製組的安全。一再擱置中,他的興趣也轉向《美國風情畫》和《星球大戰》兩個項目中,倒是科波拉看準了這本小說電影化的潛在價值,決定拿下這部影片,開始與米利厄斯商量劇本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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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原本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男主角馬洛和庫爾茨為一家比利時的貿易公司尋找當地的非洲工人,壓榨他們的勞動力,但是很快馬洛發現庫爾茨瘋了,以神的身份自居,在當地統治起一個部落。《現代啟示錄》將故事的背景換到了越南戰爭。

科波拉一開始對這個項目信心十足,的確,36歲對一個導演而言還是青春期,而這個“青春期”的導演已經手握其他人一輩子可能都無法企及的成就。但很快,現實很快就將他從成功的歡愉和自信中拉了回來。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幾乎沒有人願意為影片投資。

科波拉此前的作品《教父2》獲得成功,藉著這股士氣他還是決定堅持自己的拍攝計劃,一邊尋找合適的取景地,一邊尋找投資。依靠弗雷德·魯斯的打點,科波拉決定在菲律賓取景,此時的菲律賓是美國在亞洲的後花園,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甚至與《現代啟示錄》的另一位製片人加里·弗雷德里克森共進晚餐,親自支持影片在當地拍攝,並可以動用菲律賓的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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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談好了,投資呢?科波拉最初從聯藝公司那裡拿到了750萬美元的投資,科波拉通過自己的公司還額外籌集了800萬美元,但還是不夠,科波拉是一個真正熱愛電影的人,他曾經說過如果有人給他30億美元讓他拍電影,那他可以再借3000億拍攝一部偉大的作品。這種瘋狂的態度決定了他藝術生涯的至高點,也決定了他後十年的命運。他決定賭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來為影片融資,這其中還包括剛剛買入的葡萄酒莊園。

錢的問題終於解決,接下來就是選角。在科波拉最初的構想里,影片其實只有兩個核心角色:威拉德和庫爾茨。一代硬漢史蒂夫·麥奎因是出演威拉德的第一人選,他卻以不想離開美國17周為由拒絕了科波拉。那阿爾·帕西諾呢?他可是靠科波拉的《教父》奠定了在好萊塢的事業,然而他以同樣的理由,外加不想在叢林里長途跋涉,害怕生病為由拒絕。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受到過邀請,但每個人連拒絕的理由都一樣,科波拉出師未捷就受到打擊。

在科波拉自己的回憶里,他對這些接連的拒絕感到沮喪,尤其是那些曾經和他合作過的演員,當初任勞任怨,走紅之後卻得到了這樣的回報。但是好萊塢就是如此,電影還得繼續拍,科波拉打算邀請曾經試鏡過《教父》的美國演員馬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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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辛

然而馬丁·辛此時沒有檔期,科波拉只好找來了斯科塞斯的御用演員,至今活躍在銀幕上的哈威·凱特爾,但這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對精益求精的科波拉而言就是一種折磨,影片正式拍攝沒幾天,他就無法忍受凱特爾在鏡頭前過分的表現。於是科波拉又臨時飛回了紐約,還是請來了馬丁·辛。

與此同時,科波拉也搞定了飾演庫爾茨的人選,《教父》里令人印象深刻的馬龍·白蘭度。當時馬龍·白蘭度在好萊塢如日中天,為了請他拍攝影片中最後的那段戲份,科波拉足足付出了350萬美元的天價片酬。無論如何,影片的前期籌備工作准備就緒,終於可以去菲律賓拍攝了,然而對於科波拉而言,一場堵上他的前途的冒險,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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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重重受阻,戛納終獲肯定

1976年3月,科波拉帶著家人飛到了菲律賓馬尼拉。

在出發之前科波拉信心滿滿,以為可以很快的拍完這部電影,然而到了這裡他才意識到,自己就像當年的美國大兵一樣,即將陷入東南亞的泥潭難以脫身。

影片原計劃拍攝周期只有十幾周,但科波拉到達當地後發現取景地離自己的需要相距甚遠,不僅連劇組基本的住宿都無法保障,甚至連電都沒有接通……

而最糟糕的是,影片劇本的結尾根本還沒敲定,科波拉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

更糟糕的是天氣環境,暴風雨的肆虐讓整個劇組陷入困難的境地,尤其是5月的一場大雨幾乎毀掉了劇組辛苦搭建起來的佈景。別說是拍戲,整個劇組工作人員的安全現狀都成了問題。不得已,大部分劇組人員又回到了美國,影片拍攝被迫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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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波拉和白蘭度

到了6月,拍攝進展似乎有了一絲曙光,馬龍·白蘭度來到了馬尼拉,科波拉也構思好了影片結尾的發展。但是馬龍·白蘭度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角色,科波拉的精力又耗費在了與他討論影片結尾,以及他過分肥胖的體型上。無論怎樣,影片的拍攝終於繼續進行了下去,超支?肯定是超支的,到1976年年底科波拉看毛片時依然不滿意,而此時的預算以及超了2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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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橋段《女武神》配轟炸

1977年,為了補拍一些鏡頭,科波拉帶著劇組又回到了馬尼拉的叢林中,但馬丁·辛心臟病突發,據說他在地上掙扎的行進了400米才得到救助,險些要了他的命,還有其他疾病也在折磨這位演員的身體。而科波拉此時卻不敢向製片公司彙報這一情況,因為嚴重的超支已經令他在貝弗利山的製片人那裡“臭名昭著”,如果再出岔子,投資人們完全有可能中斷對影片的投資。

最終,馬丁·辛的哥哥被臨時抓來為他的角色配音。5月21日,苦難重重、預算嚴重超支的《現代啟示錄》終於殺青,拍攝的最終周期長達16個月。但漫長的後期製作又讓影片上映遙遙無期,音效的製作周期比原版計劃的長了不止一倍,影片的檔期也一推再推,科波拉對妻子說:“感覺只有20%可能拍好這部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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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回頭來看,音效的運用恰好是《現代啟示錄》里最為複雜的一個部分之一,因為菲律賓的拍攝環境下,工作人員沒有太好的環境錄製環境音,很多影片里的音效是用虛擬音效填充的,在70mm膠片版中,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杜比立體聲,五個聲道來鋪滿音牆,但當時的影院設備落後,大多數上映院線里的35mm版本里根本不支持這種當時最先進的音效。

轉眼間已經是1979年了,《現代啟示錄》的製作已經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終於走入尾聲。1979年4月科波拉在聯藝內部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試映,有900位業內人士、媒體人看到了一個還未完全製作完的版本,但就像當初《2001太空漫游》首映一樣,大部分觀眾無法欣賞這部超越時代的影片,尤其是開篇中提到的弗蘭克·里奇的那句評價,讓科波拉非常受傷,在前不久的一次外媒採訪中,他依然表示“好萊塢40年來最大的災難”這句話令他十分崩潰,難道就沒有更糟糕更愚蠢的商業電影嗎?

這時出現的一根救命稻草,叫做戛納。

原來在那次內部試映中,《快報》的一位駐美國記者混進了放映廳,她慧眼識珠,看完影片之後將影片反饋給了戛納的藝術總監雅各布。但是那時候的戛納有一條原則,此前拿過金棕櫚大獎的導演,只能進入非競賽單元,為了這部心心念的《現代啟示錄》,雅各布要付出很多代價,首先便是廢除這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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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藝的人倒是很遵守規矩,他們希望將《現代啟示錄》在非競賽展映單元上首映,但科波拉可不高興,就在戛納官方已經公佈片單之後,他臨時又反悔表示不去戛納了,除非讓《現代啟示錄》進入主競賽單元。

這可急壞了雅各布,一通打過科波拉的電話之後,他就決定廢除這條規則,按照最高禮遇迎來這部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爭電影。到了5月,科波拉帶著他的家人、劇組、當然還有《現代啟示錄》來到了戛納,雅各布又是安排私人飛機,又是向媒體發放關於調查問卷,還臨時在影院裡加上音響,以滿足《現代啟示錄》多聲道的要求,可以說,滿足了科波拉各種有理或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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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以幾乎膜拜的態度“求”來了《現代啟示錄》,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影片如此感冒,這其中就包括當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主席,著名女作家弗朗西斯·薩岡。

在上次回顧《鐵皮鼓》時,我曾經寫到過這一幕。薩岡堅持要將金棕櫚大獎頒發給名著改編的作品《鐵皮鼓》,這可急壞了藝術總監雅各布,我頂禮膜拜請來的影片,最後卻連大獎都沒有拿到?在他的授意下,組委會開始有人為《現代啟示錄》搖旗吶喊,爭取票數。

最終,在雙方的不斷扯皮下,《現代啟示錄》與《鐵皮鼓》共同分享了金棕櫚大獎,而在頒獎結果之後,科波拉對雅各布表示,自己只拿到了半座金棕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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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金棕櫚大獎的肯定輓救了《現代啟示錄》的命運,也輓救了科波拉的命運。很多人將科波拉的經濟問題都歸結在《現代啟示錄》上,這並不完全正確。事實上影片的票房非常可觀,美國國內的票房達到7800萬美元,全球票房更是超過了1.5億美元。80年代科波拉確實陷入了經濟危機,但並非是這部影片造成的。

如今看來,《現代啟示錄》無論是從技術層面還是內涵深度,都是戰爭電影難以逾越的高峰,它並沒有擺出一副十分高深的面孔,戰爭的荒誕也並不是一個罕見的主題。它的價值在於,帶我們經歷了一次真正的戰爭實景,體驗了現代文明的脆弱和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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