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愛好者
当前位置:電影愛好者 > 電影資訊 > 正文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辛泊平

韓國電影《彷徨之刃》,是根據東野圭吾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懸疑電影,我先後看過三遍。一部電影之所以能讓我看幾遍,倒不是因為東野圭吾的名號(雖然東野圭吾的作品在電影市場確有極大的號召力),也不是這部電影的主題和技巧有什麼過人之處,而純粹是因為它的現實性和社會意義。這部電影有新聞的性質,只不過,它不僅僅有新聞的及時性和簡潔性,而是加入了藝術的呈現方式與形象定格,讓那種扎人的事件成為一種不同於普通新聞的光影記憶。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幾行文字也許可以刺痛人的心靈,然而,如果要獲得更為持久的影響,則必須要有一個可以隨時激活記憶的藝術形象,可以穿越時空,在不同的語境下攪動人心,讓它不安,讓它震驚,讓它渴望為之做點什麼。這既是生命的局限性使然,也是藝術永恆性的力證。

《彷徨之刃》的故事並不複雜,它甚至比不上我們身邊每天發生的事件。然而,因為電影,它成為我們不得不關註、不得不反思的社會現象。中年男人李尚賢,沒有煊赫的家庭,沒有輝煌的事業,沒有吸引異性的氣質,沒有游戲生活的資本。但卻有中年男人的生存之重,有中年為了生活的隱忍與苟且。他只是一個紡織廠的工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每天不僅要從事繁重的勞作,還有忍受上司的無理指責。然而,繁重的勞作和精神上的妥協並沒有讓這個中年男人變得粗糙和麻木。他的心異常柔軟,因為,他的心裡有他珍愛的女兒——秀珍。可以這樣說,對於這個中年喪妻的男人來說,對所謂的前途已經沒有什麼奢望,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還在上中學的女兒。和我們習慣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世俗理念不同,在電影中,李尚賢並沒有這樣的要求,他只是希望女兒能健康成長,他只是希望自己能有時間多陪陪她,以此彌補因自己加班而冷落女兒的愧疚,甚至可以說,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快樂地活著,走完屬於自己的一生。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

然而,就是這麼簡單卑微的希望,卻因為一件偶然而又必然的事件破滅了。這一天,似乎和其他的時間沒有區別。李尚賢加班回來已經很晚了,可是,他的女兒卻沒像往常一樣待在家裡生父親的悶氣。開始,李尚賢還覺得女兒可能是去了同學家,結果給同學打電話都說秀珍早已回家。李尚賢跑到街上,他覺得女兒可能還在和自己賭氣,現在也許正在街上遊蕩。然而,時間一點點過去,女兒始終不見蹤影。作為一個父親,作為一個已經習慣了日常一成不變的生活的中年男人,李尚賢沒有想到意外,他只是覺得女兒是在懲罰自己,像所有感覺委屈的孩子一樣,她在玩兒以“消失”證明“存在”的小把戲。而最終,她一定會回來的。一夜輾轉反側,一夜心靈煎熬,一夜的疲倦與期待,我們無法清晰,只能猜測。我們看到的是,第二天,李尚賢去了工廠。他的女兒依舊下落不明。

另一個開始。一個中年男人在一家餐館里低頭吃飯,旁邊坐著兩個人輪番質問他是否知道他的行為已經給一個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窗外雨聲淅瀝。這個中年男人叫憶觀,是一名警察,他正負責一起未成年人傷害案。在這起傷害案中,一名中學生對另一名中學生施暴,在長達六個小時的過程中,一個孩子逼另一個孩子下跪,用腳踩頭,用煙頭燙臉,昏迷之後用冷水澆醒,然後接著再來。令人髮指的暴行,黑幫電影里常見的鏡頭,竟然被一個孩子用在了同學身上。然而,法律規定,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只是教育教育而已。對此,憶觀無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無論是作為警察還是作為普通人。在他看來,“犯罪哪裡分成人和小孩,只是壞人而已”。這是一種最素樸的認知,它不是來自知識,而是來自經驗。正如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中的主人公可汗的經歷一樣。那個來自伊斯蘭國度的青年因為信仰被人誤解,於是,他想為自己的清白申辯,他想告訴美國總統,他的名字叫可汗,雖然他信仰伊斯蘭教,但他是一個好人。因為他的母親早就告訴過他,這個世界上沒有信仰之別,只有好人和壞人的分類。

是的,他不能接受,但必須面對。而且,還必須要面對比那簡單的暴力事件更為殘酷的傷害。正在那指責就要挑戰億觀的容忍底線之時,電話打來,有人在一個廢棄的浴室里發現了一個少女的屍體。憶觀和他的助手趕過去。在那個有點陰森的浴室里,他們發現了少女傷痕纍纍的屍體。經過法醫檢查,女孩兒死前不僅被強暴過,而且被註射了毒品。而這個可憐的女孩兒不是別人,她就是李秀珍,李尚賢的女兒。

根據死者手機上的號碼,憶觀很快就找到了李尚賢。而那個可憐的父親,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還以為是有人在開玩笑——前一天還和父親賭氣的女兒,怎麼會變成冰冷的屍體?他們一定是搞錯了——他的女兒很快就會回來的。然而,願望就是願望,現實就是現實。當李尚賢在太平間看到女兒的屍體時,他的世界徹底毀滅了。電影里,鄭在泳飾演的李尚賢並沒有撕心裂肺地哭泣,他只是像一個被抽了筋的木偶,獃獃地坐在太平間外面,渾然不覺,夜色已籠罩了這座城市。直到憶觀勸他回去等消息的時候,他才如夢初醒,歇斯底裡地對憶觀喊——為什麼不去抓凶手?為什麼還在這裡等待?面對李尚賢的歇斯底裡,憶觀也心緒難平。作為一個警察,他當然希望把凶手繩之以法,越快越好;作為一個中年男人,他理解一個父親在女兒被害後的悲憤痛與絕望。然而,現在,他真的無力承諾什麼。他只有例行公事地勸慰,然後歉疚地離開。

夜色加深,李尚賢依然六神無主地坐在那裡。突然,他的手機上出現了一條匿名的短信,短信上明確說,凶手是趙鬥植、金哲勇,同時附上一所公寓的地址以及公寓鑰匙的藏匿地點。對於李尚賢來說,這個短信真假難辨,他甚至沒有去想發短信的是誰,他為什麼知道得這麼清楚,他發這個短信的目的何在。在這種特殊的狀態下,他已無心分析和推理,只要是有關女兒的蛛絲馬跡,他都得去看看,他都得去找找,哪怕是冒險,哪怕是惡作劇。因為,他是一個父親。此時,我們無法用理性的標準去要求李尚賢,更無法用法律的常識去提醒他,因為,他現在的已缺乏理性,現在的他不信任警察。他身上的動物性戰勝了社會性。所以,當正要離開的憶觀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李尚賢隱瞞了實情。

按照短信上的地址,李尚賢找到了那所公寓,並順利地找到了鑰匙打開了門。裡面很亂,不像是正常家庭居住的地方,倒像是一個臨時會所。這時,匿名短信又來了,告訴他看房間里錄像帶。李尚賢在電腦桌抽屜里找到了幾十張帶子,每一張錄像帶上都有日期,而其中一張記錄的日期,正好是女兒失聯的那一天。正在李尚賢把錄像帶插入電腦時,那個叫金哲勇的男孩兒回來了。李尚賢趕忙躲進另一個房間。金哲勇一邊打電話一邊打開錄像,他笑著告訴對方,他會註意的,他只是想再看一遍。錄像帶里的畫面出來了,背景是破舊的浴室,秀珍被人按在地上,徒勞地掙扎著,哀求著,得到的卻是毒打和骯髒的咒罵……畫面上,秀珍的反抗越來越無力,而裡面男孩們的聲音卻越來越淫蕩……躲在門後的李尚賢看到這畫面,聽到秀珍在最後時刻絕望地喊出“爸爸”,他像一頭暴怒的獅子一樣沖了出去……

面對突然出現的李尚賢,金哲勇一面抵擋,一面說對不起。然而,他所謂的對不起,並不是因為死去的秀珍,而是因為他們不久前的偷盜行為——在第一時間里,他並沒有想到眼前這位中年大叔是秀珍的父親,而是誤認為是因他們偷盜而來抓他的警察——直到他倒在血泊之中,他也沒有真正的歉意。在金哲勇對罪惡的理解里,一個人的價值比不上一臺機器,這是他的無知,更是他的惡。而對於李尚賢來說,無論金哲勇如何該死,從法律層面上講,他也沒有權利結束他的生命。然而,現在,他殺人了,這是現實。他的命運將從此改變,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我看來,李尚賢的殺人,是偶然也是必然。說偶然,是因為,他絕對不會想到在那裡會看到女兒臨死前的慘狀;說必然,是因為,在那個瞬間,所有的父親都會徹底失去理智而變成野獸。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復仇一旦以非常態、非理性的方式開始,便再也回不到正常的軌道上,因為,這種方式最直接,也最有效。這並不是什麼深奧的理論,而是自然的生理反應。正如《天龍八部》里的蕭峰,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在被人誤解的時候,也一樣會走上萬劫不的復仇之路。正如韓國電影《我要復仇》中的主人公,他不想訴求法律,只想用自己的方式了結恩怨。李尚賢不是英雄,他只是個普通人,但在復仇的動機上,他不比蕭峰弱。金哲勇死了,還有趙鬥植。他要讓這些人渣血債血償。就是這麼純粹,就是這麼簡單。

通過金哲勇的手機,李尚賢知道趙鬥植要乘火車去另一座城市。李尚賢沒有一點猶疑,迅速踏上了追凶的道路。在一家打著培訓機構的房子里,他沒有見到趙鬥植,卻發現了這個所謂培訓機構的秘密。這是一個變相的賣淫場所,那裡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專業小姐,而是誤入歧途的學生。看著那些因吸毒而頹廢蒼白的女孩子,想著慘死的女兒,李尚賢心如刀割,他再一次舉起了刀,第二次成了殺人犯。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殺死了一個惡魔和敗類,李尚賢還獲得了趙鬥植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他還拿走了死者的一枝獵槍。然而,在滑雪場,李尚賢沒有找到趙鬥植,在一輛巴士上,他和趙鬥植擦肩而過。這是電影的情節,也是讓我唏噓不已的錯位。李尚賢不是警察,他沒有基本的偵探常識。在踏上復仇之路之前,他竟然沒有想到,他需要知道趙鬥植長得什麼樣。所以,這個復仇之路註定不會完美,註定充滿遺憾。

讓我們再次回到警察憶觀那裡。在看到金哲勇被殺的現場後,他就開始懷疑李尚賢。而把那些錄像帶帶回警察局檢查之後,他便確認殺人者就是李尚賢。他去金哲勇的學校調查,發現了另一個有重大嫌疑的男孩民基。在詢問民基的時候,他知道了金哲勇之外的趙鬥植,然後迅速判斷,李尚賢的下一個目標便是他。於是,憶觀也去了趙鬥植去的那座城市,既為抓趙鬥植,也為抓李尚賢,兩個不同層面上的凶手。而此時,因為金哲勇是未成年人,而殺死他的人又是成年人,社會上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警察局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得不發出對重大嫌疑人李尚賢的通緝令。對此,憶觀的心裡是矛盾的。一方面,作為普通人,在看到那些骯髒的錄像帶後,他覺得金哲勇和趙鬥植都死有餘辜,從情感上講,他理解並同情李尚賢;另一方面,作為警察,他必須阻止李尚賢再次殺人,哪怕他殺的是凶犯,是惡魔,因為,這是他的職責。

根據線索,憶觀他們來到了趙鬥植可能要去的森林深處的公寓。在那裡他們見到了一個女該兒,而這個女孩兒也曾出現在金哲勇家裡的錄像帶上。照理說,這個女孩兒也是趙鬥植的受害者,她應該配合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然而,沒有!當趙鬥植打來電話問這裡有沒有香煙的時候,女孩兒竟然大聲對著電話聽筒喊“有警察!”。接到危險信號的趙鬥植逃走了,消失在茫茫夜色和茂密的森林里。與此同此,憶觀也發現了李尚賢的蹤跡。在這個過程中,有兩處細節引人深思。一處是那個女孩兒的反應,作為受害者竟然要保護凶手,看似匪夷所思,卻有著深刻的心理基礎,那就是她很難走出受虐的心理陰影和本能的恐懼。這不是一兩句寬慰的話語就能消除的,它需要一個漫長的治療過程。另一個細節則似是而非,那就是憶觀是否發現了李尚賢,是否有意放走了他。雖然他一直在高喊讓李尚賢停手,但他的內心深處卻又希望李尚賢能夠成功。因為,他知道,作為未成年人,趙鬥植即使被抓住,根據法律頂多也就能判7年,然後,2年後便能出來。當然,這隻是猜測,但這個猜測里有人性的光芒。

正在搜捕陷入僵局的時候,民基再次接到了趙鬥植的電話。他威脅民基,要他準備錢,然後在火車站附近交給他。按照憶觀的部署,警察們各司其職、嚴陣以待。然而,那一天,正趕上節日,街上的人熙熙攘攘,給了嫌疑犯很好的隱身機會。而那個民基,雖然在父母的壓力下答應與警察合作,但心裡依然忐忑不安。他比誰都清楚趙鬥植是什麼樣的人,他害怕報複。所以,當他看到趙鬥植的一剎那,還是忘了警察的叮囑,被對方發現了破綻。趙鬥植要逃,但這一次,他沒有上次那麼幸運。他的後面是追上來的警察,他的前面,是踉踉蹌蹌走來的李尚賢,手裡舉著一隻獵槍。我知道可能有人會問,李尚賢怎麼會知道趙鬥植要來這裡。其實,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一直給他發信息的不是別人,就是民基。

這是電影的高潮,那一刻,所有的矛盾、衝突都集中到那個街頭,有速度,也有力量。那個曾經對什麼都不在乎的趙鬥植,此時,看到李尚賢眼裡噴發的怒火,再也沒有先前的囂張,而是像喪家狗一樣跪地求饒。而李尚賢,在經歷了那麼多波折終於見到殺害女兒的凶手之後,悲憤欲絕,他一邊流著淚喊“我不能跟畜生活在一個世界”,一邊顫抖著舉起獵槍。槍聲響了,但不是李尚賢的獵槍,而是警察的手槍;倒在地上的也不是趙鬥植,而是李尚賢。因為,那一刻,警察們得到了上級的命令,要阻止李尚賢殺死趙鬥植,以法律的名義。李尚賢死了,但他抓著趙鬥植的手並沒有鬆開,他的眼睛並沒有閉上。警察打開獵槍,獵槍里並沒有子彈。他只是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表達他的憤怒。因為,他害怕他的女兒很快就會被人忘記,如果是那樣的話,他的女兒就太冤了。現在,街上的行人都聽到了一個父親的心碎與憤怒,都看到了那個殺人犯的樣子,他和女兒的故事有了更多的觀眾和聽眾。或許,只有這樣的結局才不那麼絕望和悲催。

看到這裡,我想起一部2010年日本拍攝的電影《告白》。這部電影反映的也是受害人家屬復仇的故事,犯罪者也是中學生,而復仇者是受害人的母親。森口優子是一所中學的老師,數月前,她的女兒被髮現死在學校的游泳池裡,警方認定是意外死亡。而森口卻堅信,女兒的死與自己班上兩個男學生有關。在班會上,森口冷靜地宣佈,她女兒的殺人凶手就在這個班裡,她要讓他們付出代價。接下去的日子里,針對兩個家庭不同、性格不同的凶手,森口採取了不同的手段,各個擊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幾乎是不露痕跡地實施了復仇計劃。對於一部電影而言,這樣的設計是完美的,是高智商的,它需要觀眾的推理能力與心理知識。然而,對我來說,這樣的情節設計雖然驚悚緊張,但卻削弱了電影的現實意義和批判力度。作為一個電影人物,森口環環相扣的計劃是成立的。但放在現實中,這麼冷峻的女人讓人恐懼,這麼嚴謹的計劃不太及物。它是好故事,但缺乏人間煙火的味道,缺乏普通人的悲傷,缺乏普通意義上的殘缺,缺乏直抵人心的鋒利。

可以這樣說,相對於《告白》,《彷徨之刃》算不上一部上乘之作,它過於常人化,過於情緒化,但它有深刻而又必要的社會思考與人性打量,而這又恰恰是一部電影的力量所在。尤其是,這部電影沒有《告白》過度的理性預設,沒有讓人震驚的縝密推理,它瀰漫著一種偶然氣息,以及真實的倉促。它更像普通人面對突然事件的反應,缺少冷峻的思考與精心的設計,而是面對突然事件,面對不可預測的變化,一個普通的父親如何彷徨於情與法的邊緣,如何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最後完成生命的選擇。這樣的片子不需要高智商,它只需要正常的情感和正常的反應。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情節上的粗糲,才成就了電影的尖銳與力量。

電影的結尾,是趙鬥植被判2年監禁。在法庭上,當法官宣判之時,是趙鬥植對憶觀的回頭一笑,那一笑邪惡而又陰冷,既有對警察們的嘲弄,又有對所有一切的不屑。在他心中,對於秀珍的死沒有一點悔意,對於他做的惡沒有一點愧疚。我不敢想象,這樣的惡人再放出來,將會給社會帶來什麼?這是所有人都不會漠視的問題。憶觀也一樣,當他疲憊地坐在學校操場邊上,看那個曾經對同學施暴的男孩子在無憂無慮地打籃球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定是倒海翻江,五味雜陳。所以,他才會大聲地訓斥那個說出“不能就這樣結束”的年輕警察——“你是警察”。而我知道,那個年輕警察說出的,也是他的心裡話。面對那些年幼的惡人,警察必須按照法律的程序來,但普通人可以訴諸更古老的懲惡手段。這是一種更質朴、更有溫度的倫理和道義。

在電影里,除了李尚賢讓人同情讓人傷感的復仇故事之外,最讓我難忘的還有幾處看似不怎麼重要的片段。一處是金哲勇的父母在他死後去警察局大鬧。在警察已經告訴他們在哲勇那裡發現了二十多張錄像帶,也就是說至少有二十多個受害者,其中還包括剛剛被他們折磨至死的秀珍之後,他的母親還哭喊著說,她的兒子也是受害者,他的父親還質問警察:一個孩子能犯多大錯誤。他們的反應讓人齒冷,天底下怎麼竟然有這樣父母,自己的孩子做了惡,做父母的不去懺悔,竟然還有臉辯解,有臉說無辜?一處是民基的父母對趙鬥植的態度。當他們聽說李尚賢也在追殺趙鬥植的時候,有那麼一刻,他們竟然希望李尚賢能趕在警察之前殺死趙鬥植。這絕不是因為他們痛恨殺人凶手,而是因為如果趙鬥植死了,便再沒有人指認自己的兒子。雖然民基並沒有強暴秀珍,但他為趙鬥植們提供了汽車,還幫著錄了像,他也是這次殺人事件的參與者。這兩處雖然戲份不重,但意義重大,它開啟了電影反思主題的另一個維度,那就是對教育的審視和人性的考量。

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是塑造一個孩子人格最重要的一環。而電影中這看似不經意的細節,而從一個側面道出了金哲勇和民基的成長環境。至於趙鬥植的家庭,則是通過警察的敘述完成的——父母死了,奶奶管不了也不想管。從這個角度看,這些人的犯罪有家庭教育的問題。但我不敢確認它占多大的比重。就電影中金哲勇和趙鬥植的表現看,我更願意相信憶觀的判斷,壞人不分長幼。從他們對待受害者的殘暴以及事後毫不在乎的態度來看,我看到了人性中惡的一面。那惡不是後天的,而是先天的,就像《蠅王》中的孩子們。也正因如此,李尚賢違法的復仇才有了讓人同情的底色。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彷徨之刃》放映之後,因為該片的故事內容存在爭議,韓國交流網站發起了一次關於“女兒被殺,父親為報仇害回凶手是否恰當”的投票,在投票結果顯示中,30.1%的人認為也會這麼做,61.4%的人投票給可以充分理解失去女兒的父親的心情,而僅有8.5%的人認為無論怎麼樣這都是不合法的行為。這個數字很說明問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眾對這種社會事件的真實感受。好人理應受到保護,惡人必須要受到懲罰,這是法律,也是倫理。但如果法律在某個層面上成為正義的桎梏時,我們是否有改變的願望和勇氣?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我們當然不希望繞過法律的復仇方式成為普遍行為,但對生存安全的關註,對正義的呼喚與渴求,卻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心理訴求。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層出不窮,未成年人犯罪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每一次,都會刺痛社會的神經,每一次,人們都會驚訝一個孩子怎麼會那麼狠毒。然而,當那些事件失去新聞意義之後,還有多少人會關註那些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讓我們看一則來自2018年10月9日《北京青年報》的報道——

國慶期間,一則“多名少年男女毆打一名少女”的消息在網絡廣泛傳播,引發高度關註。

網上流傳的一則視頻顯示,先有一男孩對受害人連扇耳光,隨後另一男孩從遠處跑來,飛起一腳將其踢倒,之後還有幾人對受害人輪番掌摑、用衣服蓋住頭部圍毆……

7日,海南文昌市有關部門發佈通告稱,參與打人者共8人,均未滿16歲,包括在讀中學生、職業學校在讀生和輟學人員;被打者為中學生,傷勢鑒定為輕微傷。

通告指出,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已滿14歲的3名打人者,處以罰款1千元的決定,因3人未滿16周歲且系初犯,不執行15日的行政拘留;對5名未滿14周歲的打人者不予處罰,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

這一通報引發熱議。

《刑法》規定,犯罪時不滿14周歲的,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治安管理處罰法》指出,不滿14周歲的人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罰,但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輓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應當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但在很多人看來,隨著國情社情變化,未成年人的成長速度、責任能力等都在發生變化;單純將14周歲劃定為違法行為的“免罪分界線”,既沒有體現法律的與時俱進,同時也有悖情理,對受害者難言公平。

今年3月,湖北孝感市,女孩張某在等電梯時遭男孩黃某用剪刀挾持,實施搶劫,後被剪刀刺傷。因男孩案發時不滿14歲,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案件最終被撤銷。

事後,受害人母親說,她現在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法律的漏洞能補起來。“法律保護未成年行凶者,誰來保護我未成年受傷害的女兒?”

……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發佈的報告,2016年至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為主,占比為68.08%。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去年發佈的白皮書也顯示,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暴力犯罪、財產型犯罪和性侵犯罪三大類型,犯罪年齡低齡化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特點。

在這一大背景下,社會上有關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一直存在。有專家提出,民法總則草案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從十歲降到了八歲,已經為刑事責任行為能力劃分提供了參照,甚至是依據,因此建議將刑事責任年齡起點從14周歲降到12周歲。

……

北京市首批未成年人維權律師田洪山則認為,降低刑責年齡並不完全可取,但可在年齡制度上保留一定彈性空間;針對不滿14周歲的犯罪者,可在特定情況下通過舉證的方式加以反駁,比如通過檢方提交證據,證明其心智已經成熟、具有責任能力,應承擔法律後果。

“諸如嚴重的暴力犯罪等,應當有區別對待,必要時可剝奪其刑罰豁免權”,田洪山說。

請原諒我這樣大段的引用。在我的寫作中,這樣的引用並不多見。然而,這則報道,我不知道該如何刪減。因為,這裡面的信息量太大了。它既有事件的還原,也有事後各方面的態度,有對此類事件的統計和原因猜測,有社會的反應,有專家的分析,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的社會想象,缺一不可。一個我們眼中的孩子,就是因為還曾經是朋友的同學沒有幫助自己,就要約出來毆打。而那些所謂的孩子,竟然沒有一個人出來質疑或阻止,而是“奮勇爭先”。在他們眼中,生命的感受似乎不包括欣賞、同情、愛這些美好的字眼,只是眼前的“快意恩仇”。古老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倫理,在他們這裡似乎全部失效。而這,並不是個案,只是冰山的一角。我們聽到的看到的傷害每一天都在發生,我們看不到聽不到的傷害每一天也在發生。我們無法阻止類似的案件不再發生,無法預測明天會發生什麼。是的,誰也無法保證這種傷害不再發生,誰也無法預測這種傷害會有多深。只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只要沒有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懲戒,這樣的事件,還會刺痛我們的眼睛,刺傷我們的心靈。

2018年9月5日

——發表於2019年第三期《隨筆》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電影愛好者 » 《彷徨之刃》 :情與法的邊緣

分享到:更多 ()

评论 0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