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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過春天》選了一個好時節在全國公映。2018年,影片拿下第2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還入圍了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單元,並且是當年多倫多電影節Discovery單元的開幕片。

2017年的《嘉年華》,2018年的《狗十三》,再到今年的《過春天》,華語青春片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話語表達,聚焦女孩的青春、成長和內心世界。

影片主人公是16歲單親家庭的女孩“佩佩”,她身著朴素校服、梳著乾凈馬尾,家在深圳,每天穿過閘口去香港上學。一次偶然機遇,為了和閨蜜的約定, “水客”成為了她的另一個身份。

“過春天”這個看似清新的短句,實際是一語雙關,既是水客的行話,更是故事的基調,每個人成長中可能都要“經過”一個階段,過去了又是春天。

@| 鄧志豪

我親歷的跨境學童

這個每日穿梭於兩地的少女,勾起了我私人經歷中的某種精神共鳴。我作為打小在深圳長大的“原住民”,小時候“過香港”的主要目的其實和大部分水客也差不多,就是為了買到便宜的鞋子和游戲機。

因為是學生,沒幾個錢,所以那時候人民幣和港幣的匯率差價還是相當吸引我們趨之若鶩的,加之遍地開花的“七仔”“魚蛋檔”“茶餐廳”“奢侈品店”和報攤上的“《龍虎豹》”,讓我們第一次產生了對“物質”的美好嚮往。

“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香港和深圳特殊的地緣關係最有趣的地方不是物理空間上的區隔,而是在於兩個地界同屬一國相隔“一條河”卻營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

某種程度上,它相比我們慣常說詞中的“陸港關係”“大陸-香港”更聚焦,影片把握住了“陸港”詞語下更細微的地域語境——“深港”,也意味著影片能更準確地展示“深港”生態下的個人情感狀態,而不再是往常提到陸港題材就容易誇誇其談的政治解讀和官方辭令。

不過,以上近似百度百科式的描述,還不足以理清“深港”之間曖昧難明的關係,於是乎影片選擇再聚焦,把焦點放在一群每日要穿梭深圳與香港的特殊群體身上——跨境學童。

我第一次註意到“跨境學童”這個非常奇特的群體還是在高二,大概也是16歲。因為香港學校是不放國慶假期的,所以在這段特別的時間差,我才能“享受”到“看其他學生放學”的奇觀。

如果你是外地人,那麼第一次看到一群學生仔每到夜晚放學,就要匆匆從香港坐巴士轉港鐵,再步行穿過香港、大陸兩道關檢,最後趕上深圳地鐵班車回家,一定會像我一樣驚奇。

“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因為這三道麻煩的周轉,在交通便利的今天,實在太像我們幼時聽父母講述他們求學要從村裡徒步幾個小時才能到學校的遙遠故事了。

彼時受高中封閉式氛圍壓抑的我,滿是對人際關係和家庭關係的困惑,我很自然就能代入設想這群“跨境學童”們的心理狀態。

試想一個正值青春期的學生早早就要經受每日長時間的通勤疲勞,一個人戴著耳機背著書包,在夜色迷濛中孤身穿行於兩團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回家還要解決繁重的作業,這是一種怎樣的負擔?

移民城市中的身份認同

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中,唯獨深圳屬於沒有明顯強勢文化的移民城市,你可以在這裡聽到來自五湖四海的鄉音,也可以看到不同膚色的種群,你會聽到那句著名的宣傳語“來了就是深圳人”,一切似乎很包容。

然而本土文化淡薄,也意味著深圳人只能通過不斷溯源、強調自己古跡的物理空間,宣傳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才能依稀環抱住自己脆弱的“根”。

在《過春天》里,佩佩是香港人嗎?不是。那麼她就是深圳人了嗎?似乎也要打上問號。在我看來,正是這種深層的身份缺失,才構成了她強烈需要尋求歸屬感的原在動力。

同時這種身份缺失,又與傳統語境下“大陸-香港”的身份認同不一樣,它去政治化,更強調人在現代生活中存在主義上的意義,也象徵了一種處於永恆迷失中的孤獨。

“跨境學童”的身份逼迫著她只得不斷穿梭於對她來說皆是“陌生”的兩個地界,劉子佩,及其代表的這群“深二代”年輕孩子們,看似在兩個環境中來回,但似乎更像是不停歇在懸崖兩頭之間的吊橋上遊蕩,居無定所。

在《過春天》中,佩佩在深圳的媽媽是個作風輕浮的女人,在香港的爸爸是個重組家庭的貨運工人,這兩重設定更是兩個精神“空殼”的隱喻。深圳、香港兩頭在觀念中被概念成宿舍到教學樓的兩點一線。

“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深圳作為“家”僅提供住所的實用意義,“空殼”的本質註定了在此將難以感受到親情。

香港作為“學校”提供的是另一重單純空間意義,想想咱們大學畢業就再未見過的同學們吧,人際關係在物理距離面前脆弱不堪。

在遠方的朋友又何以給予我們慰藉?正如我們懷念母校並非對學校“空間”的習慣,而是對在母校期間的“人和事與舊時光”的想念。空間無情感的註入只是建築“空殼”。

共有的精神孤獨

無意義扎根的“家園”,意味著佩佩只得自己重建“意義”,給“走水”賦予了“過春天”如此詩意的說法。

佩佩的“跨境學童”兼“走水客”的身份使她的存在意義在“過關檢”中奇妙地生根發芽,儘管聽起來多少有些怪異,但這是少有地將人物的基底架空懸置,並使其在不斷來回行動中沉澱價值的劇作角度

也正是這種角度,才令《過春天》能在陸港題材厚重的意識形態枷鎖中解脫,還原現代年輕人青春中共有的精神孤獨。

在《過春天》中,不乏我們在港劇里常見的青年人炫富的浮誇元素:游艇派對、豪華別墅、高檔跑車,但這些很快會被厭棄,他們在一時熱鬧繁華的物質生活里看似獲得了“享受人生”的虛幻體驗,轉眼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平淡庸碌的真實生活:翹課、戀愛、打工、混混度日。

這是暗藏在故事中另一道青春的陷阱:對物質價值的迷信,從而忽略了對生命的真誠體悟。

這些浮華背後的暗淡時刻,是電視廣告不會告訴年輕人們的真相。我想這也是導演敏銳地選擇深圳和香港這兩座城市作為敘事環境的原因。

“深二代”:我在哪裡扎根?

影片後段,佩佩明明已存夠“去日本”的花費,卻仍不願停止“走水”的行為。她內心將“去日本”的目標退居其次,而占據她真實渴望的是對父母缺席與精神“空殼”的填補——來自異性阿豪的親密和走水集團“小家庭”式的關註。

實質上,“走水”獲得的金錢並不是目的,“走水”只是佩佩作為“跨境兒童”產生價值的手段。當我們深入考察自己內心,才會發覺《過春天》在構建共同的精神孤獨時所採用的輕盈姿態。

它並未像往常國產青春片中為營造過分的戲劇張力而追求極端、誇大、罕見的事件元素,那些拙劣的伎倆只會縮窄故事所能輻射出的共性,將觀眾看電影時產生共情的入口轉入對稀罕示例的獵奇。

在我們這代人的青春中,一定曾在某個階段感受到過熾烈奔騰的生命熱情和智識尚未成熟所帶來的強烈迷茫,與錯誤嘗試後的疼痛悔過。

這些情緒在精神“空殼”中蒸騰,無依無靠,成為一種現代性孤獨的印記。佩佩們就像是精神上的吉普賽民族,她們的成長在路上。

原載於《中國青年》雜誌2019年第8期

責編:宋澤宇

審發:劉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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