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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VS美國權力神話

原標題:從蝙蝠俠到復仇者聯盟:超級英雄和美國權力的神話

美國超級英雄是門大生意。最早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漫畫書里,美國戰後騰飛是他們的黃金年代,這些超級英雄是美國軍事霸權的文化產品,是代表美國這個國家的小小的強壯標誌。現在他們又回來了。2001年以來,美國電影公司拍出了八十部超級英雄真人電影,幾乎是之前十五年的兩倍。在危難之時,找超級英雄是有道理的。把宏大而複雜的國民性放到一個身體之中,意味著一段時期之內的地理政治紛爭都可以重新包裝成心理壓力。在超級英雄這面鏡子里,美國確認它自己是好的。身體強壯是好的,在壓力之下說俏皮話也是好的。男子氣概是好的,女人也湊合,但她們一定要說俏皮話的時候還得大踢腿踢很高。只要美國出場,秩序又可恢復。

當代的超級英雄故事都不出意料充滿了“後9·11”的焦慮。這個十年目前為止票房最高的兩部電影:一部是漫威的全家福電影《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集合了一組超級英雄,包括鋼鐵俠、浩克、雷神索爾和美國隊長,另一部是克裡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最後一部蝙蝠俠電影《黑暗騎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兩部電影推出的是大致相仿的故事:一個才智過人但心有煩憂的億萬富翁,有一個超級英雄的身份,在尋找無污染可再生能源的時候遇到了麻煩。

《復仇者聯盟》和《黑暗騎士崛起》都抽起當代政治的線頭,牽動它們的故事前進,雖然方向不同。最明顯的是《復仇者聯盟》(編者註:指《復聯1》)把它生靈塗炭的戰場放在了紐約市區,甚至不忘讓慢鏡頭掃過焚燒的廢墟和哭嚎的百姓。電影的主角和反派好像都不住紐約,電影的大部分情節也發生在其他地方,但到最後一場大戲,象徵主義終究占了上風——還是得放在紐約。另一方面,《黑暗騎士崛起》描繪的是主角的奮鬥和他繼承的龐大帝國,併在其中戲劇化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因為蝙蝠俠畢竟是超級英雄,他最後還是戰勝了嚴重的傷病和大眾對不平等的反抗,但過程並不容易。如果說《復仇者聯盟》是外星人來襲的“9·11”,《黑暗騎士崛起》就是“1%富人”的精神勝利。這個電影類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上面說的是部分原因。我們被帶入一個與我們相鄰的世界,裡面的文化危機很像我們自己的危機,但這些問題都能被解決,說到底,解決它們的就是一些穿著戲服的男人:布魯斯·韋恩的蝙蝠俠、托尼·斯塔克的鋼鐵俠、史蒂夫·羅傑斯用五角星裝點的美國隊長。

那幹嘛這麼執著於”無污染能源”呢?兩部電影從頭至尾,都“含蓄”得差不多要讓角色一臉肅穆地念出這個詞組才對。“無污染能源”激勵億萬富翁、摧毀政府、威脅大工業,而且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毀滅與殺傷。在《復仇者聯盟》里,這種能源取自一種能量無窮的寶石;而在諾蘭的電影里,這種能源取自一種能量無窮的科學儀器。電影反覆且長篇累牘地告訴我們,寶石和儀器都能用在正道上,但都被邪魔外道當成了武器。當然了,可以武器化的能源不僅僅大電影會用,就在這兩部電影問世前一年,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剛發佈一份重要報告,譴責伊朗的核研究。炫目的科學進步除了給人信心之外,也往往同樣讓人覺得是種威脅。

但超級英雄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有更深層的潛臺詞。

超級英雄VS美國權力神話

蝙蝠俠:資本主義被想象成一種無窮凈化的儀式,它可以撫慰窮苦、降服罪人,革命不能絲毫損傷它

蝙蝠俠是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的產物。布魯斯·韋恩自己是沒有超能力的;他的厲害是在“韋恩集團”控制多數股權,而這個公司是個不太光明正大的聯合企業,其中有個軍火分支。他住在一個繼承來的豪宅中,用先進科技武裝自己,打擊犯罪。因為他是一個代替警察執法的人,所以警察時不時會來惹他麻煩。《黑暗騎士崛起》中,他們甚至一時間還想逮捕他,但他膚色太白、太有錢,這條故事線實在讓人難以投入。正要將他逮捕的時候,蝙蝠俠只是在警察眼前乘著一臺浮誇的、價值連城的飛行汽車飛走了,而警方的直升飛機甚至都沒費勁去追蹤他。如果只是照字面理解,這樣的情節毫無合理之處,但它不必合理;從象徵義上,戲劇有所謂的“解圍之神”,而布魯斯·韋恩用來逃脫警方的“戲劇之神”就是他非比尋常的個人財富。這樣的比喻很讓人動心。

在這個警方因為種族施暴的時代,這個環境危機漸漸顯露的時代,這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的時代,這個大眾被監視的時代,“邪惡”到底是長什麼樣的?“好人們”抗爭的到底是誰,是什麼?因為蝙蝠俠的超能力是私有財產,所以他真正的敵人是對私人所有制的動搖。《黑暗騎士崛起》處理這個話題出手很重。電影里的反派叫貝恩,他是一個保持著近似無政府主張的極權主義者,一邊說著“把這座城市還給人民”,一邊引爆一系列炸彈,威脅用核武器抹去大片人口。這可算不上什麼直擊人心的伎倆,但哥譚市的百姓群情激奮。僅僅一段蒙太奇之後,群眾就把一個貴婦從她公寓里拽了出來,這個婦人一邊哭號一邊最後還緊緊攥著最愛的皮草大衣。一座了不起的美國城市,它離被推翻似乎只差有人威脅要用核武器炸掉它。如果你這一點上認同諾蘭,那你會很喜歡電影結局的。

1949年,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寫道:“多愁善感是鋪張地展覽過度和虛假的情緒,這是不誠實的標誌,是這個人並無力感受;一個多愁善感者濕潤的雙眼出賣了他對體驗的排斥、對生命的恐懼,和一顆荒蕪的心;所以,這也永遠標示著一種人性的缺失,這種缺失是隱秘的也是暴烈的;它是殘忍的面具。”用理智無法說通的東西,你用眼淚也是無法說通的。《黑暗騎士崛起》向財富提了一些問題,但它提供的答案都是多愁善感的。安妮·海瑟薇的貓女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後悔的左派:一開始革命似乎很好玩,可之後革命又讓她哭泣。在一個被清空的富人家裡,她看著一張被砸碎的相片,低語道:“這是某個人的家啊。”她的朋友半開玩笑地反駁:“現在它是所有人的家了。”這在我聽來確實是種進步。但你跟多愁善感是無法辯論的。電影有自己的邏輯,這種邏輯隱藏在“平等”或者“論證”的那個層面之下,它告訴我們應該同意貓女:你要跟隨音樂的引導,看那個流連在照片上的鏡頭。“某人的家”似乎就該扯動觀眾的心弦,而“所有人的家”是找不到心弦的。

超級英雄VS美國權力神話

多愁善感地認同有錢人還被另一層情緒加固,就是對窮人的浪漫想象,他們往往做著關於超級英雄的白日夢。阿爾弗雷德是布魯斯·韋恩的管家,電影讓他過著一種幻想出來的生活,他在其中也成為了一個小人物,滿心想的只是自己有錢雇主的幸福安康。在一個男孩的孤兒院里,孩子們用粉筆在傢具上畫蝙蝠的標誌。這個城市裡下層人民的忠心並不是偶然的:阿爾弗雷德的工資是布魯斯·韋恩發的,韋恩還用韋恩集團的盈利資助那家孤兒院。在哥譚市,窮人一直窮著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反而,他們的生活會因為大公司一波波盈利的浪潮而被托出苦海。大公司越有錢,孤兒的伙食越好。《黑暗騎士崛起》只表現窮人在物質上依賴富人的一時興起是不夠的;窮人必須在精神上、心理上也依賴富人,他們是如此地不關心自己,甚至白日夢也是全部關於別人的。

這部電影的故事線要講得通,還必須剝除“現代文明”。資產被清除了,法院被摧毀了;很重要的是,警察和監獄系統也不能留。貝恩稱哥譚的監獄“象徵著壓迫”,很快把囚犯釋放到了街頭。我們知道他這樣做肯定不對,因為他是反派啊,肯定乾的是壞事。為什麼這些人會在監獄里?從電影的敘事來看,這並不重要,因為這是在美國,我們可以認定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暴力的罪犯。2012年,關在美國監獄的囚犯之中,只有不足一半人是暴力犯罪者。但哥譚的囚犯不管這些,他們全都為電影里這個變態惡人歡呼,被釋放之後迫不及待地成為他裝備了大量武器的黨徒。這是好萊塢在提醒我們,有些人在監獄里雖然可能只是因為販賣大麻,但他們道德上都是有污點的,一樣期待著大肆屠戮。

2011年,也就是《黑暗騎士崛起》問世前一年,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向“占領華爾街”的民眾演講。他說:“看一看一直在影院里放的那些電影。想象世界末日多容易——小行星消滅一切生命之類的——但我們無法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對蝙蝠俠來說,這兩種災難是同一種。資本主義的終結也就是文明社會的終結、生活社群的終結、英雄之死和最後抹殺一切的核爆。資本主義被想象成一種無窮凈化的儀式,它可以撫慰窮苦,可以降服罪人,革命不能絲毫損傷它,以後它還可以產生“無污染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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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俠:美國在全球統治力的場域,它作為一個帝國在中東的戰鬥,划出了美國權力的邊際,說明瞭它行使權力的方式

二十一世紀,有沒有比不合法的境外戰爭從本質上更具美國特色?這是一個糾纏當代超級英雄的鬼魂,他要麼實施這種戰略,要麼就譴責它。2008年的《鋼鐵俠》(Iron Man)中,托尼·斯塔克被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俘虜。鋼鐵俠電影已經收穫數十億的票房,它們的主角斯塔克是個武器製造商,去阿富汗是為了賣武器。從非法戰爭中不知廉恥地獲利不過是我們這位主角眾多的性格缺陷之一,但這一點在結構上是很重要的。囚禁斯塔克的人有盜來的導彈圖紙,命令他重新造出斯塔克本人開發的導彈,而斯塔克因為受了傷,只靠胸口暫時安裝的電磁鐵維持生命。正是在這段時間里他設計並打造了最原始的鋼鐵俠超級裝備,最終狂轟濫炸逃離了危險。在帝國邊緣面對抵抗勢力之時,美國人的第一場勝利讓斯塔克成為了英雄。

但這些鋼鐵俠電影又沒有這麼容易把控。第一部電影中捕獲斯塔克的恐怖分子,後來發現領的是他自己公司“斯塔克工業”的錢。推動《復仇者聯盟》劇情的“無污染能源”並不是被電影中的敵對勢力開采成武器的,而是被美國政府的一個秘密項目。鋼鐵俠從來沒有跟恐怖分子戰鬥過,他的敵人實際上是“反恐戰爭”的邊緣效應。在鋼鐵俠電影中反覆出現的反派不是極端分子,而是美國原教旨主義:失控的軍火交易、激進的國防政策和大眾的妄想症。這些電影焦慮的是美國窮兵黷武在道義上的不可接受,而所謂焦慮,是它能讓戲中的白人男主角晚上失眠。

很多時候鋼鐵俠的敵人是一個軍火商。第一部電影里,“斯塔克工業”故意延長中東的對抗,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收益率。賣武器的公司不免希望客人一直有理由來下單——怕我們第一次沒留意,這樣富有教育意義的段落又在接下來兩部續集上各強調了一遍。為了再拿到幾個附加分,電影還讓“斯塔克工業”戲仿真實的軍火巨鱷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首先公司商標就是仿製的,還特意提了真實的武器系統,比如F-22“猛禽”戰鬥機。不夠光明正大的軍火大公司縱然不算是軟柿子,但要批判起來還是不難的,可只靠它們自己並無法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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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鋼鐵俠電影的考量中,政治階層是缺席的;如果說“反恐戰爭”是個壞主意,那顯然不關美國軍隊的事。托尼·斯塔克有一個密友和幫手叫羅迪,他在美軍中服役,是道德上剛正不阿的詹姆斯·羅德上校。到了《鋼鐵俠3》,羅迪甚至有幸救了一個嚇壞的、可憐的美國總統,因為一個權勢遮天的生物技術武器公司把他劫持當人質。所以說,在鋼鐵俠的世界里,被選舉出來的政客不折不扣就是哆哆嗦嗦被大企業資產主義迫害的人:軍事-工業交纏的複合體幾乎全是“工業”,幾乎和“軍事”無關,而且也不怎麼“交纏”。我們發現“斯塔克工業”是邪惡的,正因為他把武器賣給了“另一方”。而“我方”、“我們的”政客、“我們的”軍隊,不過是懵懂地配合著,這個游戲複雜到他們根本無法理解。但不管洛克希德·馬丁權力大到如何怪誕的地步,2001年非法入侵阿富汗的並不是他。托尼·斯塔克能去那裡賣武器,只是因為那裡有人要買。

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反對聲最後聯合在“不要沾血的石油”這句口號周圍,並非巧合;在一個礦物石油逐漸耗盡的年代里,能源政治就是軍事政治。《復仇者聯盟》關於無污染能源的劇情線就是淺淺地在這個暗流中點了一下。把發展新能源科技作為藉口,一個美國政府部門用這種科技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出所料,這個秘密的軍備項目引來了激烈的軍事干涉。提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自然讓人想起關於伊拉克的一些論調,但故事線又把它折射走了:美國對造武器興緻剛起來,突然發現自己被外星帝國主義奴役了。雖然是一種敘事技巧,它還是在更粗略的框架中重申了能源和戰爭的潛在關係。美國人對新能源的無止境追求最終造成的星球級別的災難。

鋼鐵俠是在阿富汗打造的,而不是在美國,因為如果沒有阿富汗,就沒有美國。美國在全球統治力的場域,它作為一個帝國在中東的戰鬥,划出了美國權力的邊際,說明瞭它行使權力的方式。作為這種權力的化身,托尼·斯塔克進入那個恐怖分子的洞穴就是進入他自己:他終於直面那個被壓抑的創傷,而正是這種創傷構建起他在祖國那種美好生活。在逼問斯塔克的時候,恐怖分子把他的頭摁倒了水下。在“水刑”(waterboarding)中重生。他從水裡出來就成了英雄,真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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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隊長:他的男性氣概是一種強調禁欲、孤獨、身體上嚴格自我要求和個人良知的男性氣概

超級英雄的形象讓霸權式的陽剛之氣不至於太過頭,輓救它的方式是讓它給你在地緣政治上獲勝的希望。這種帶著超能力的男性氣概很粗暴直接,只關註外在,而在象徵意義上代表它的就是體積。對於超級英雄電影的領銜主演來說,他們的身軀往往會引來如邪教般的著迷:網上的論壇里解析他們大致增重了多少、他們舉重很可能是怎樣一套動作,還有永遠不能完全排除的濫用類固醇的可能。漫威影業在安排訓練計劃的時候很強勢,那些可怕的要求不僅是給大牌的,也給一些邊緣角色。在超級英雄的世界里,身體強健是這個類型的架構原則。在兩次拍攝間歇,精疲力竭的主演依舊在片場舉重。

在某種意義上,照傳統眼光打量,美國隊長是當代超級英雄中最具男子氣概的一個。不管怎樣,他是具有超能力的。史蒂夫·羅傑斯本是個普通的小孩,1940年代註射了神奇的超級血清,成為美國隊長抵抗納粹,冰里凍了一段時間之後,於2011年電影《美國隊長:復仇者先鋒》(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的末尾醒了過來,完美的身體毫髮無傷。他跑得很快,揍起東西來力氣很大。但美隊沒有鋼鐵俠在道德上的莫衷一是:他這個角色不需要被刻畫成兩害取其輕,或者是猶豫的壞人最終變好。他是個道德上完美的耶穌形象,可以不帶諷刺意味地在胸口刻一個五角星。或許真因為他不知害臊的高尚,美國隊長的電影比蝙蝠俠、鋼鐵俠在票房上更平庸一些。

在銀幕上有無可匹敵的身體象徵著高度的男性氣概,但它也包含著某種讓人不安的美學理念。美國隊長壯碩的、閃著光的身軀不僅有力,而且美麗,而美帶著一種威脅,那就是超級英雄會因此失去英雄氣概。在這個新的電影化身中,史蒂夫·羅傑斯甚至沒有布魯斯·韋恩或者托尼·斯塔克那樣的粗糙感:他金髮、藍眼,不留一絲胡茬,體態優雅如同一個舞者。在這個系列的第一部中,他還曾在戰時的官方宣傳電影里當過演員,勸大家去買美國的戰爭債券。電影很快就要我們明白,這一切都是很屈辱的。在美國勞軍聯合組織(USO)的一場海外演出上,一個脾氣不好的觀眾喝倒彩,對著美國隊長喊”小仙子”(Tinkerbell)。他的導師菲利普斯上校也不滿意,叫他“歌舞隊女演員”。這裡要發出的訊息是明白的:任何一個為了他人的審美愉悅而出借自己肉體的男人,就跟個女人一樣。這是對於整個超級英雄電影類別的探討,它透露了一些內在的焦慮。這些角色的發達肌肉和陽剛之氣是他們作為票房巨星的一部分,但在這背後隱含著一種“選美冠軍”般的擔憂:要成為真正的英雄,羅傑斯首先要殺死自己身體里的那個“歌舞隊女演員”。

美國隊長從無名小輩變身為超級英雄那一幕,也是把相同的矛盾戲劇化了。他進入電影的時候是主體,一個有良知和呼吸問題的瘦小子,是我們進入故事那個自我認同的點。然後他被註滿超級血清、關進一個發光的密封艙里,打開的時候,全身是汗,大口喘氣,已經成了個高大到不可思議的運動健將。觀眾看他是從下往上的,就好比攝影師無助地躺倒在他腳下。銀幕上,一隊科學家站在旁邊看他,而在二樓的觀看房間里,政府和軍方的代表隔著玻璃看著他們的最新實驗。在這一刻,羅傑斯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身體;不再是主體,而成了一個客體,一個觀察對象。他是國家意識的投射:不僅僅是個白種男人,而且指代“白膚色”和“男性”這兩個概念本身。他半閉著眼睛,眼瞼顫動,但眼裡什麼都沒有。他是被看的那個人。他成了濃縮美國特質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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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性氣概是需要訴諸於具體行動的。像布魯斯·韋恩和托尼·斯塔克這樣的主角,他們確立自己性別的方式是和迷人的異性戀女性在銀幕上發生關係。在這些電影里,女性角色首先用來證明男人強勁有力,之後會提供一些道德追求、一些情感交流,讓電影“有情”。但美國隊長的幾部電影並非如此,因為史蒂夫·羅傑斯很像青少年電影里那種惹人疼愛的男孩,太小心、太俊秀,反而成了負擔。美國隊長電影里的女性角色看到他裸露的上半身都會心神不寧,甚至情難自已親他那張俊美無瑕又木然、天真的臉。在這個意義上,羅傑斯也被女性化了,他不但是國民的自我想象,也是性幻想的對象。他既是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男性標誌,又是一個不知怎麼跟異性聊天的悲傷處男。

其他的超級英雄艱難地抑制著自己的施虐衝動,而美國隊長是個受虐狂。挑動他情愛的往往是在工作中對他發號施令的女性,而且往往有過於誇張的暴力傾向。在第一部電影里,他愛上一個因為性妒忌朝他反覆開槍的女特工。續集里,跟他調情的那個同事喜歡用大腿殺死男人。出於某種原因,這些感情從來沒有修成正果。還沒有被超級血清改造之前,他會毫無緣由地跟比他高大的人找茬。他的摯友和幫手巴基·巴恩斯有次評論道:“我覺得你喜歡被揍。”巴基說得沒錯。續集《美國隊長2:冬日戰士》(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非常賣座,高潮是羅傑斯躺在地上,任由自己的對手殘暴地毆打自己,直到失去意識。這處情節意圖是展現道德上的頑強,但或許在我們的電影潛意識里,也是獲得滿足的時刻。

美國隊長的男性氣概是一種強調禁欲、孤獨、身體上嚴格自我要求和個人良知的男性氣概。他獨自生活,陪伴他的只有道德上的純粹感。越戰時他沒有醒,醒來之後似乎對這件事不太滿意。他不需要去一趟阿富汗的山洞才能成為英雄,因為如果他當時醒著的話,我們估摸著阿富汗戰爭大概根本不會發生。美隊不是一個代替警察執法的人:他是一個士兵。他為政府部門工作,遵循部門主管的命令。他殺幾十個人不覺悔意,只因為有人要他這樣做。蝙蝠俠和鋼鐵俠是體制之外的人,用這種身份輓救、歌頌自由國家的美好,但“叛變”的卻正是美國隊長這種終極內部人士。2014年的《美國隊長2:冬日戰士》里,史蒂夫·羅傑斯攻擊自己的政府,在網上泄漏機密通訊,最終摧毀了一整個隱秘的國家機構。就像一個有超能力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美國隊長放棄了內部人士的特權,既成為了國家敵人,也成為了公眾的英雄。

《冬日戰士》很顯然唱的歌詞本上寫著的都是同時期的大新聞。一個秘密的美國政府機構大規模監視公眾,並運用到能定點殺人的無人機項目中去。美國隊長在電影初期提出了一些擔憂,但只是讓大家看出他是一個惹人厭煩的道德家:雖然擔憂,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且繼續為這個部門工作,大概是認定這些無人機只會殺壞人。直到我們發現這個技術已經落入邪惡的納粹集團手中,觀眾才真的被調動起來,不出所料,美國隊長和他的私人朋友都在一張“威脅”名單上,要被“掃除”。當美國想要謀殺他們自己的吉祥物時,我們自然知道它已經偏離了航道。但如果那些“威脅”只是2004年在巴基斯坦被無人機殺掉的三千人,我們還會為美隊加油助威嗎?或許,還得要托尼·斯塔克也出現在那個名單才行?

超級英雄這個電影類別把典型的美國公民放在一個白皮膚的身體里,因為在這些故事里,白人是公民的典範。我們知道《冬日戰士》里對公眾的監視已經失控,因為被監視的不是在現實中被紐約市警察局(NYPD)騷擾了的美國-穆斯林群體,也不是此刻正被國土安全部特別關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民運分子——這次被監視的是白人。是無辜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實際上,《冬日戰士》里差不多所有反烏托邦的元素都有一個前提,就是白人在道德上的特殊地位。如果說,一旦美國政府可以在法律之上隨意刺殺自己的公民,就應該有超級英雄來拯救我們,那2011年一場無人機定點空襲殺死了美國公民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的時候,超級英雄在哪裡?電影里那個罪惡的法西斯集團實際上乾出了些什麼事呢?他們不過是在美國政府本就實施的政策中添加了一些人人稱道的民主和平等而已。

《冬日戰士》在結構上是保守的,這種保守是指它要求我們想象一種更可怕的邪惡,比美國現在為自身利益所做的更邪惡。但美國隊長的回應是激進的,至少在某些地方是這樣。他沒有將技術還給”好人”;他把它摧毀了。他把機密訊息泄漏到網上。他毀掉了一整個政府機構。然後,就像一個堅不可摧的個人主義者一樣,他獨自騎著摩托車走了。

這些電影賣座,部分原因是它們講的故事是我們想要相信的。它們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我們的最佳選擇;資本主義可能不完美,但至少我們的軍隊是儘力的;或許,軍隊也沒有那麼了不起,但至少我們需要的時候會有一個大救星來救我們。到最後,這個大救星總有點像基督教里的救世主:《黑暗騎士崛起》《復仇者聯盟》《美國隊長2:冬日戰士》到結尾處,都是英雄平靜地接受死亡,然後不可思議地逃生。

(圖片來源於澎湃新聞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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