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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原創 | 書影君

一個12歲的服刑男孩,在法院起訴了自己的親生父母,理由竟然是因為他們生下了自己。

這個匪夷所思的劇情,就是黎巴嫩影片《何以為家》開頭的一幕。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黎巴嫩導演娜丁·拉巴基,通過對居住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群體長達五年的調查拍攝,最終完成了這部在戛納和奧斯卡都大放異彩的影片。

影片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全劇以一個12歲小男孩的視角,在敘利亞難民這個人道主義危機的背景之下,深刻審視了關於人權、貧困、親情的議題。

一、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

影片《何處為家》原名《迦百農》,”迦百農”原本是聖經中的一個地名,導演娜丁·拉巴基曾解釋說,在法文和英文中,”迦百農”都有亂和不規則的意思。

而”混亂”與”失序”,恰恰是在整部影片中,對所有人物命運的真實寫照。

黎巴嫩,城市貧民窟。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12歲的小男孩贊恩,生長在一個居住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家庭家中,他在8個孩子中最大。

一家10口人,擁擠在一套僅有二三十平米的破舊房屋內,這個家庭中甚至都沒有一張真正的床,8個孩子晚上只能橫七豎八地擁擠在一張破舊床墊上睡覺。

這是一個典型的難民家庭,家徒四壁,在貧困與饑餓中掙扎著。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贊恩瘦小的肩膀,扛起了照顧弟妹、掙錢謀生的重擔,比如打工、在街頭販賣桔子水。

12歲的贊恩沒有上學,每天需要在房東的雜貨商店打工,以掙錢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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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他費力地拎著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煤氣罐,踉踉蹌蹌地走在送貨的路上時,總以羡慕的眼光,看著從身邊駛過的校車,以及校車上能有機會去上學的同齡人。

贊恩在閑暇時,只能和一幫同齡的難民孩子,手拿著木棍礦泉水瓶子做成的手槍,奔跑追逐在破舊建築的殘垣斷壁之中,打發著殘酷的童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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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十來歲的孩子們,早早地開始吸煙、偷竊,甚至販毒。

二、同是天涯淪落人

贊恩的父母身無一技之長,只能靠做一些違法的事情謀生,比如讓贊恩用假處方從藥店購買鎮痛藥品曲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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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共同加工,將藥品搗成碎末,融入水中,然後用藥水把衣服浸濕又晾乾,最終將附著藥物的衣服送到監獄,讓正在服刑的大兒子出售給同監的犯人掙錢。

在所有弟妹中,贊恩與妹妹薩哈的感情最深。

他人雖小卻異常成熟,甚至懂得在妹妹生理期到來時,迅速洗掉痕跡,以便讓父母不會早早地將妹妹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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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難民營里,父母們會將未成年的女孩早早嫁人,以減輕家中的負擔。

儘管贊恩內心抗拒,但這一天還是不可避免地來到了。

贊恩的妹妹薩哈被父母以幾隻母雞的價格,嫁給了房東雜貨店老闆做妻子。贊恩拼命哭喊阻攔,但還是只能眼睜睜看著妹妹被父親用摩托車帶走,為此他還挨了父母的一頓打。

贊恩對這個糟糕的家庭極度失望,最終離家出走。

無家可歸、飢腸轆轆的贊恩,遊蕩在破敗骯髒的城市街頭,卻又堅決不接受他人施捨的食物,而是四處尋找工作以填飽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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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然的機會,贊恩遇到了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非法移民拉希爾,後者同意接納贊恩一同居住,條件是贊恩幫忙照顧她只有一歲的兒子約納斯。

三個人的命運,從此被緊緊拴在了一起。

三、被社會管理體系物化的人

合法身份,對於影片中的每一個人來講,都無比重要,但卻又總是盼之而不得。

贊恩沒有出生證明,父母也記不得他出生的具體日期,所以在贊恩入獄或打官司時,只能依靠醫生對他的乳牙進行觀察,來推斷出他大致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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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薩哈

贊恩的妹妹薩哈,嫁給雜貨鋪店主之後,兩三個月後便懷孕,又因為大出血而死在醫院門前。

而醫院之所以不肯接收薩哈,就是因為她也沒有身份證明。

妹妹薩哈的死,也是贊恩刀捅雜貨店老闆,導致自己入獄服刑五年的直接原因。

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姑娘拉希爾,因為是非法難民,所以無法光明正大地工作和養育兒子約納斯。

她只能一邊用偽造的身份證件打工,一邊偷偷摸摸地把兒子藏在自己工作飯店的廁所內照顧。最後拉希爾與兒子失散,也是因為沒有身份證件而被抓進難民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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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爾

有人曾調侃說,身份證可以代表我們,但我們卻代表不了那張身份證。

在現代高效而嚴密的社會管理系統中,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被物化、被數字化了。

整個管理體系,只承認自己生產的身份證、戶口簿、護照等等各種身份證件。

而證件背後那個有血有肉、能哭會笑的活人,對整個冰冷機械的社會管理體系來講,一錢不值。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整個社會管理體系已經異化,人作為體系原本應該服務的對象,開始變得毫不重要。

是的,在社會管理體系眼中,人不再重要,由證件代表的秩序才重要。

四、貧窮與生育的關係

贊恩的媽媽去監獄探視兒子,滿懷喜悅地說,”當上帝拿走了你的一些東西,會給你另一些東西作為回報。我現在又懷孕了,我希望是個女孩,這樣還給她取名叫薩哈。等你出獄了,她已經會跑會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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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卻一臉冷漠地仍掉了母親帶給他的糖,轉身離開。

在他眼中,這個即將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將來的命運和自己現在又有何不同?

在探討21世紀貧窮問題的系列紀錄片《為什麼貧窮》中,有一集專門探討了貧窮與生育的關係。

在對塞拉利昂、柬埔寨、美國,三個國家貧困階層婦女生育環境的比較後,導演得出一個結論:貧窮與不節制地生育有著直接的關係。

換句話說,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越窮越生,越生越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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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在監獄服刑期間,打給了當地電視臺,表示要起訴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自己。

而正是這個電話,導致移民兒童的悲慘處境引起了全社會的強烈關註。

在電視直播中,贊恩說的一段話令人心碎無比:

我希望大人們聽我說,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我出生後就只記得暴力、侮辱和毆打,鏈子、管子和皮帶。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

贊恩在法庭上也對母親說,”你再生下的孩子,還是會跟我一樣!”

五、沒有經歷過貧困,你無權指責窮人

其實,贊恩的父母何嘗不是可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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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之上,面對律師的質問和指責,贊恩的母親悲傷又憤怒地反駁:

“我這一生都是奴隸,你有什麼權利批評我?你有我這樣的處境嗎?如果你經歷著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你一天都活不下去!為了讓我的孩子活下去,我願意犯所有的罪。沒有人有權利批評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當一個人深陷貧困而無力自拔時,”活下去”便成為他人生唯一的目標。在生存的重壓之下,人們又有多少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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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看不起父母將妹妹早早嫁出去,但當他獨自撫養那個被母親遺棄的一歲幼兒約納斯時,儘管贊恩在一個12歲孩子的能力範圍內拼勁了全力,最終還是無法養活約納斯,最終只能將他以4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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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困之下,贊恩也變成了自己曾經痛恨的人。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有時候比海還要寬,比山還要高。

階級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方式,而生活壓力的不同,也導致了人們對彼此世界的陌生。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一個居住在高樓豪宅中、每天忙著逛街旅游健身的人,不會理解一個為了一頓飯而去偷竊的人。

一個富人指責窮人懶惰或不努力時,這種指責也只是一種愚蠢的自大和無知。

貧窮是一個黑洞,深陷其中的人往往無力自拔。而貧窮的原因,也絕不僅僅是因為窮人懶惰、無知這麼簡單。

美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曾出版過一本《我在底層的生活》,作者為了尋找底層貧窮的真相,隱藏起自己的真實身份,潛入美國的底層社會,去體驗底層人群是如何掙扎求生的。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在對六個城市的六個底層工作的長期經歷後,艾倫瑞克最終得出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有時候無論窮人如何努力工作,卻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詛咒,因為這是一種社會結構不合理導致的貧困。

在劇中,贊恩的父母因為戰爭而淪為難民,他們在異國無法得到工作機會和社會福利支持。

而他們的孩子,也無法獲得身份與教育的支持,於是只能在”出生—貧困—死亡—再出生”的惡性循環中消耗著生命。

影片的最後,贊恩因為媒體的報導而受到關註,最終獲得了移民其他國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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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護照照片時,贊恩那張長期被陰郁籠罩著的稚嫩的臉,終於露出了微笑。

那是屬於一個孩子的天真笑容。

在現實中,贊恩的扮演者贊恩·阿爾·拉菲亞,本身就是一個2004年出生的小難民,他的命運也因為這部影片而改變,不但全家移民挪威,而且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

《何以為家》:從難民危機看被社會管理體系邊緣化的兒童!

贊恩·阿爾·拉菲亞與導演

所以你看,改變一個人貧困的命運,有時候不能將所有責任都推給個人,而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有時候,還要有一點點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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